黄蕙兰在曼哈顿公寓合上眼睛的那一刻，恐怕连她自己都没料到，那本写于一九七五年的英文自传《没有不散的筵席》，会在日后成为一道撕开民国上流社会金装的口子。

写这本书的时候，黄蕙兰跟顾维钧已经离婚将近二十年。她一个人住在纽约。

早年那些排场、佣人，全成了压箱底的旧账。没人再需要她看脸色，她也不打算替谁留面子。

落笔最狠的一段，写的是一张牌桌。

那天晚上，众人围坐打牌，烟雾缭绕，筹码堆得老高。

黄蕙兰起身进了隔壁房间，低头一看，桌布底下，顾维钧和严幼韵的脚踝紧紧缠在一起。

她后来写进书里："我看见他们缠在一起的脚踝，那一刻，我的婚姻死了。"这句话她记了几十年，落笔时一个字没改。

严幼韵那时候刚死了丈夫。她男人叫杨光泩，是顾维钧手底下的外交官。

在黄蕙兰笔下，这个新寡的女人靠一张可怜相，一步步爬进了自己的家门。

她写得很毒："她最擅长的，就是用楚楚可怜去掠夺别人的一切。"这句判词后来被反复引用，几乎成了严幼韵的定型标签。

一个丧夫的女人，一个背叛的丈夫，一个被戴绿帽的妻子，三角关系写得清清楚楚，唯独漏了一段。

黄蕙兰没写的，是严幼韵那几年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1942年1月4日，日军攻占马尼拉，杨光泩和另外七名中国外交官同时被捕。

临走那天，他早把箱子收拾妥当。他安静地跟日军出了门，像是去办一件公差。

回头对严幼韵，只留了一句话，让家里人安心等消息。她转身就把家里剩下的粮食清点了一遍，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

七位遇难者的家属陆续投奔过来，加上孩子和佣人，凑成将近四十口人的一个大家庭。

这一大家子，全指望严幼韵一个人张罗。

粮食很快见了底，她学着腌咸菜、养鸡养猪，自己动手熬肥皂、酿酱油，一天到晚闲不下来。

灶台边堆着晒干的菜叶，院子里的鸡笼修了又补，出门买米都要绕开日军岗哨。

有邻居私下劝她："你还年轻，早点改嫁，日子好过些。"她没接这话茬，把手里刚腌好的咸菜坛子搬进地窖，转身继续张罗第二天的口粮。

孩子们后来回忆，那几年家里几乎没断过粥，可从没听母亲抱怨过一句。

丈夫留下的那间书房，她锁了起来，谁也不许进去动。

1942年4月17日，杨光泩和另外七人被日军秘密枪决。行刑的地点和时间，当时对外一概封锁。

严幼韵和其余家属，什么消息都得不到，只能靠日复一日的猜测撑着。

这一等，就是三年多。

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她才彻底证实丈夫早已不在人世。

战争结束后，严幼韵没再过回深宅大院的日子。

她带着孩子去了美国，进联合国秘书处做事。

从基层的礼宾接待做起，天天核对各国使节的到访名单，安排座次。

公文往来一件件处理，她一步步坐到礼宾司的位置上。

认识她的人后来提起，很少有人知道，这位联合国的资深职员，曾经在马尼拉一个人撑起过四十口人的饭桌。

顾维钧和黄蕙兰的婚姻，1956年正式画上句号。同一年，顾维钧卸下了驻美的职务。

彼时严幼韵已经在联合国礼宾司做了多年事，靠自己挣得一份体面差事，不是依附谁过活。

外界以为这对旧识很快就会结婚。婚事却又拖了整整三年。

直到1959年秋天，两人才在海牙正式登记结婚。

顾维钧七十二岁，严幼韵五十四岁。往后相伴了二十六年，一直到顾维钧去世。

黄蕙兰的自传出版那年，顾维钧和严幼韵早已是一对寻常的老夫妻，没人再提起牌桌底下那双缠着的脚踝。

倒是严幼韵晚年也写过一本口述自传，通篇没有一句提到黄蕙兰。

书里只记着马尼拉那几年，怎么带着四十口人熬过战争，怎么把儿女一个个拉扯大。

两本书摆在一起，写的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人。

严幼韵一直等到1945年，才确认杨光泩和另外七名同僚，其实早在1942年4月17日就已经被枪决。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上海市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