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常年找曹彬讨酒，升官喝上御酒才恍然大悟，满心愧疚


建隆二年，赵匡胤把曹彬从平阳召回，问他当年为何总同自己保持距离。
曹彬回答得很直白：自己是后周皇室近亲，又在宫中任职，谨慎守位尚且怕获罪，哪里敢私下结交掌兵大将。

赵匡胤随即迁他为客省使。

没有御酒，也没有赔罪。
赵匡胤重新确认的，是一个在他尚未称帝时不肯提前投靠他的后周官员。

曹彬后来成为宋初主将，起点恰恰是他没有押中赵匡胤。
后周显德末年，赵匡胤掌管禁军，显德六年又升任殿前都点检，握着京师最重要的一支军队。曹彬的身份也很敏感，他是周太祖贵妃张氏的外甥，长期在世宗身边任供奉官、监军、阁门使。

一个属于后周宫廷，一个控制都城禁旅，两人若在公事之外来往密切，曹彬很难解释自己究竟忠于职守，还是在给前途寻找靠山。

曹彬因此很少参加赵匡胤所在的宴会，没有公事也不到赵家。
赵匡胤曾向他求酒，曹彬拒绝把官酒送出去，随后用自己的钱买酒相待。
官酒归朝廷，私人交往由私人承担，两件事切得很清楚。他没有借职权做人情，也没有把拒绝变成羞辱。能得罪权势，也能照顾人情，这比一味疏远更难。

这次拒绝的代价并不虚。
赵匡胤当时已是禁军首脑，后周恭帝即位后又兼领归德军节度使。曹彬若顺势靠近，至少可以进入一张正在扩大的军中关系网。

他选择继续做周室近臣，把这条路堵住了。
宋朝建立后，他仍在平阳任职，直到建隆二年才被召回京师。赵匡胤给他的第一项新任命只是客省使，并未把旧日拒酒直接折成高位。

赵匡胤登基后却说，世宗旧臣中，不欺旧主的只有曹彬。这句评价很反常。新皇帝称许的，偏偏是旧臣当年不肯亲近自己。
赵匡胤由禁军统帅变成皇帝，更清楚私人拥戴的力量，也清楚这种力量的危险。
一个官员若能在局势未定时守住旧职，换朝以后才有可能守住新职；早早拿公物下注的人，下一次也可能另找赢家。

曹彬升任客省使后，没有凭一坛酒直接进入将相之列。
他随王全斌、郭进攻河东平乐县，迫使王超、侯霸荣等一千八百人投降，又俘获千余人，援军到来后连续三战取胜。

河东随后引来六万契丹骑兵进攻平晋军，曹彬又参与城下破敌。
乾德初，他改任左神武将军，不久兼枢密承旨。赵匡胤把旧日判断放进战场检验，曹彬的升迁由军功一层层托起。

乾德二年伐后蜀，曹彬任都监。
成都平定后，王全斌等人宴饮、纵兵掠夺，蜀人受害，随后全师雄聚众反抗，人数达到十万。曹彬此前一直约束部下，归朝时行装中只有图书和衣衾；蜀乱发生后，他又在新繁参与平乱。
早年不动官酒的界限，到了占领区便成了不把城池、人口和财物当作将领私产。

王全斌等人回朝受审，曹彬升任宣徽南院使、义成军节度使。赵匡胤借这次赏罚划出另一条界线：破城有功，纵兵仍要治罪；没有抢到财物，也不等于吃亏，朝廷会用官爵补偿守纪者。
宋军此后继续南下，军队能否服从中央，已经同攻下多少州县一样重要。

开宝七年，曹彬受命统领伐南唐诸军，次年攻入金陵。李煜率臣下出降，曹彬约束军士，南唐君臣被押送汴京，城内没有出现主将纵兵报复的局面。攻城解决的是军事胜负，军纪决定新占领地区能否迅速转入治理。赵匡胤把灭国主帅交给曹彬，所依赖的正是他不会把皇命、军权和私人欲望混在一起。
这种信任也有边界，雍熙三年北伐，宋太宗命曹彬率十万主力持重缓进。
潘美、田重进两路接连得手后，曹彬部下诸将争功，他被迫再次进攻涿州，粮尽兵疲，撤退途中在岐沟关一带遭到惨败。

回朝后，他承认违诏失律，被降为右骁卫上将军。
早年守住职分使他得到重用，后来没能守住军令，照样承担败军之责。
咸平二年，曹彬去世，宋真宗追封他为济阳郡王，同年又令他与赵普配享太祖庙庭。赵匡胤没有留下“满心愧疚”的话，曹彬却留下了更硬的结果：一个没有在改朝换代前投靠赵匡胤的人，最终被放进赵匡胤的庙庭。

那次拒酒失去了一次近身结交，保住了官职不为私人关系所用的界限。
宋初需要的开国将领，恰好要有这种不肯提前押注、也不把军功兑换成私利的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