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那年，我用攒了八年的压岁钱，瞒着全家人，在老家县城买下了一间马上要拆迁的临街铺面。

我叫周航，当时刚上高一。我爸妈在我初二那年离的婚，两边都不要我。我妈说她新找的对象不喜欢小孩，我爸说他要南下打工，带着我不方便。最后是外婆收留了我，让我跟她住在教师宿舍楼的老房子里。外婆是退休的小学老师，退休金刚够我们俩吃饭，肉都不敢多买。我姨隔三差五过来一趟，每次进门先翻冰箱，看见什么拿什么，嘴里还念叨着“你们一老一小也吃不了这么多”。外婆每次都笑着说“拿去拿去”，等人走了才叹口气，把冰箱门关上。

压岁钱这事说来心酸。我爸妈离婚之后，大概是心里有愧，每年过年给我塞钱都特别大方，好像多给几百块就能把平时不管不问的事给平了。我全都收着，一分没动。加上寒暑假给学校门口小卖部搬货挣的钱，到我上高一的那个秋天，手里一共攒了两万三。

买铺面这事是个意外。那天放学路过菜市场，看见电线杆上贴着一张手写的转让告示，老粮站旁边那排平房最把头的一间要卖，要价两万八。我站在那张告示前面看了足足五分钟，心脏跳得跟打鼓一样。那排平房我太熟了，县里早就贴了公告说要拆迁改造，到时候一赔三打底。卖房子的是老粮站退休的孙会计，老伴走了，儿子在上海安了家，催她过去带孩子。老太太不认字，告示是托隔壁修鞋的写的，价格也是修鞋的帮忙定的，根本不知道拆迁的事。

我手里差五千。我想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找了班主任王老师借钱。王老师教数学，三十多岁，人很实在。我没敢说买房，就说家里有急用。王老师看了我一眼，从抽屉里拿出存折，让我放学跟他一起去银行取。路上他忽然说了一句，周航，你要是碰见什么难处，可以跟老师说。我鼻子一酸，差点没绷住，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我跟学校请了病假，一个人去粮站找孙会计。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拿出房产证，说这孩子看着老实，不还价。手续办了一下午，各种费用加起来花了不到三百块。拿到钥匙那一刻，我把那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攥在手心里，攥到掌心生疼。我蹲在那间铺子门口哭了能有十分钟，哭着哭着自己又笑了。长这么大，头一回觉得脚底下踩着的东西是实实在在属于我的。不是借住的宿舍，不是外婆家那个只能放一张单人床的小阳台，是完完全全属于周航的地方。

事情败露是因为王老师的存折。他老婆发现存折上少了五千块，追问他干什么用了，王老师说了实话。他老婆跟我妈是麻将桌上的牌友，一个电话就捅了过去。

我妈当天晚上就从市里杀回来了，带着她那个开五金店的对象。一进门没问我过得好不好，开门见山就是一句，把房产证拿出来，这铺子妈帮你管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她对象在旁边帮腔，说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别被人骗了，到时候哭都来不及。我坐在外婆的旧沙发上，看着我妈那张化了浓妆的脸，忽然觉得很陌生。我说不用了，我自己能管。我妈脸当时就拉下来了，说我不知好歹，她大老远跑回来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好。

第二天我爸的电话也来了，从深圳打来的，声音断断续续。他说他听说了铺子的事，说他在外面打工也不容易，租房子住，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的意思是让我把铺子卖了，钱分他一半，就当是这些年的抚养费。我没吭声，把电话挂了。过了五分钟他又打过来，我没接。

最难熬的是我姨。她知道这事之后，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大段话，说我是喂不熟的白眼狼，说她隔三差五来看我跟外婆，结果我有好事第一个想到的是外人。她说这话的时候大概忘了，她每次来拿东西从来不还，外婆住院她一分钱没掏过，连医药费都是王老师帮我垫的。

消息传开之后，亲戚们的反应倒是很统一，十个里面有九个说我心机深。说什么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我看是穷人家的孩子早算计。只有外婆从头到尾没说过我一句不是。

那间铺子我后来一直没卖。拆迁的消息是第二年夏天正式下来的，一赔三，外加一笔补偿款。我用其中一间开了个小超市，请了个人看着，另外两间租了出去。上大学的学费、外婆看病的钱、我后来读研的费用，全都从这里面出。我妈后来又来找过我几次，态度一次比一次软，最后一次来的时候带了一兜橘子，说想跟我好好谈谈。我给她倒了杯水，客客气气地叫了一声妈，但铺子的事一个字没接。她坐了半小时，自己走了。

王老师那五千块我早就还了，还加了利息。他死活不要利息，我买了两条烟塞到他办公室抽屉里。他后来跟我说，那天他取钱的时候就猜到了我要干什么，但他没拦着。他说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有这个心思和胆子，以后干什么都不会差。

如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来年，我早就不是那个蹲在铺子门口哭的少年了。可每次路过粮站那条街，看见那排被改造成商业街的二层小楼，心里还是会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不是骄傲，也不是心酸，而是一种很踏实的庆幸——庆幸那年秋天，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咬着牙给自己抢下了一小块立足之地。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事不是在风雨里站稳脚跟，而是在站稳之前，先想明白一件事：你脚下那块地，得是你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