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打破参议院独立审判权，马科斯的发言人卡斯特罗表示，副总统莎拉弹劾案应该上升至国家安全法的层面，总统及调查部门均有权介入

菲律宾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的弹劾审判，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反差。总统府不断强调案件牵涉国家安全，可真正坐在审判席上的参议员，并没有因此跳过证据程序。
7月15日，参议院弹劾法庭批准传唤4名与机密资金有关的人员，同时把是否调取莎拉夫妇银行、税务及反洗钱资料的决定推迟到7月20日。相关证人被安排在7月21日和22日出庭，案件仍在逐项核查，远未到宣判阶段。
这也说明，总统府新闻官克莱尔·卡斯特罗的表态虽然强硬，却不能直接变成法庭结论。卡斯特罗认为，莎拉在2024年11月23日直播中提到总统马科斯、总统夫人丽莎以及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目标涉及国家最高领导层，因此不能只按普通威胁看待，而应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
需要分清的是，公开报道显示卡斯特罗说的是“国家安全问题”，并没有显示她援引某一部具体的“国家安全法”，更没有任何正式文件授权总统府接管弹劾审判。她还提出，莎拉阵营没有否认视频和言论本身，只是在解释当时的情绪、背景和语境，因此接下来应由辩方证明这些话不构成威胁。

这种说法抓住了一部分事实，却把几个不同问题混在了一起。承认视频真实，只能说明“这些话确实说过”。
至于是否存在真正的暗杀安排、有没有实施条件、主观上是否准备付诸行动，以及相关行为是否达到罢免副总统的标准，仍要靠检方举证。庭审中的最新变化，恰好证明检方不能停下取证。
7月15日，检方撤下原计划用于证明“威胁指控”的6名证人。理由不是总统府已经替他们证明莎拉有罪，而是国家调查局人员已经验证视频，辩方也不再否认影像真实性。
检方随后决定，由国家调查局局长梅尔文·马蒂巴格担任这一部分的最后一名证人，并在7月21日出庭。换句话说，检方减少的是重复证明视频真假的证人，并没有放弃证明言论性质和政治责任。
莎拉一方的辩护路线也逐渐清楚。他们没有全面否认那些激烈言论，而是强调，莎拉当时因助手祖莱卡·洛佩兹被众议院拘留而情绪失控，相关话语是对记者提问的回应，不等于向任何人下达实际行动指令。
检方则认为，这些话不能从前后背景中单独切出来。调查人员提出，莎拉此前还发表过其他针对马科斯的激烈言论，应结合整个过程判断，而不是只看直播中的某一句话。
争论走到这里，重点早已不是视频有没有被伪造，而是这些话究竟属于失控发言、刑事威胁，还是足以构成弹劾理由的严重失职。国家第二高官公开谈到安排他人杀害总统，政治后果显然不同于普通人口角。

然而，言论影响严重，也不代表可以省去证据，更不能直接采用“无法证明清白就是有罪”的逻辑。案件还有一条更难回避的线索，就是总额6.125亿比索的机密资金。
其中5亿比索来自副总统办公室，1.125亿比索来自莎拉曾经领导的教育部门。参议院已经同意传唤众议院档案部门人员、两名前菲律宾土地银行支行经理，并要求土地银行负责人提交材料。
检方希望通过文件还原资金去向，辩方则批评对银行和税务资料的大范围调取，是先提出财产问题，再通过“撒网”寻找证据。这场审判还背着沉重的政治背景。
2025年的首次弹劾因违反一年内不得重复启动弹劾程序等问题，被菲律宾最高法院判定违宪。限制期过去后，新的投诉在2026年重新推进。
5月11日，众议院以257票赞成、25票反对、9票弃权，再次通过对莎拉的弹劾。7月6日，参议院正式开庭。

菲律宾共有24名参议员，定罪至少需要16票。一旦罪名成立，莎拉不仅可能被免去副总统职务，还可能被禁止再次担任公职，这将直接影响她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的计划。
因此，卡斯特罗真正改变的是舆论气氛，而不是法律权限。菲律宾宪法明确规定，审理并裁决弹劾案件的专属权力属于参议院。
总统府、司法部门和国家调查局可以调查安全风险与刑事线索，却不能把调查意见直接变成弹劾判决。莎拉阵营不能把所有言论都解释成情绪反应，更不能用3200多万张选票替代法律责任；总统府和检方也不能因为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就要求被告先证明自己无罪。
在我看来，一份有说服力的裁决，至少要让三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视频与证词能否还原言论的真实含义，调查资料能否说明是否存在行动条件，资金文件能否解释6.125亿比索的具体去向。只靠总统府一句强硬表态定罪，会伤害参议院的独立性；只靠政治支持脱身，同样会削弱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