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隋文帝笑作“全无心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其实精明得很
到了长安，陈叔宝做了一件让隋文帝杨坚很难理解的事。他托监守人员转告，说自己没有正式官职，每次参加朝会都不方便，希望能给个官号。杨坚听完，只说了一句：“叔宝全无心肝。”
这四个字很重。一个刚刚丢掉江山的皇帝，不哭故国，不谈羞耻，反而惦记怎样参加新朝的集会，怎么看都像没心没肺。不过，陈叔宝恰恰用这种近乎荒唐的姿态，向隋朝递出了一份最明确的信号：我不想复国，只想安稳活下去。
这里有个容易被写错的细节。隋廷允许陈叔宝参加宴会和朝集，待遇“班同三品”，意思是礼遇和站班次序比照三品，并不等于他已经担任三品官职。史书也没有明确记载，杨坚后来真的给了他所求的官号。
陈叔宝想要的，或许不只是一个头衔，而是让自己彻底进入隋朝安排好的位置。皇位已经没了，军队也散了，再摆出前朝天子的架子，只会提醒杨坚：这个人仍可能成为旧臣聚集的旗号。姿态越低，危险反而越小。
他对危险并非毫无经验。公元582年，陈宣帝去世，陈叔宝尚在灵前，弟弟陈叔陵突然持锉药刀袭击，砍伤了他的颈部。陈叔宝侥幸脱险，平定陈叔陵之乱后才得以即位。这段经历至少让他明白，宫廷里的体面，远没有保住性命实在。
可惜，这份对个人安危的敏感，并没有变成治理国家的能力。陈叔宝登基后，喜欢宴饮、写诗，也迷恋宫廷中的热闹。他修建临春、结绮、望仙三座楼阁，与张丽华以及一批文士近臣往来唱和，日子过得十分讲究。
他不是没有才华。陈叔宝善于写诗，也懂音律，放在文人圈子里未必平庸。问题在于，他坐的是皇位。一个皇帝若把大部分心思放在诗酒和声色上，遇到真正的军政难题时，再漂亮的文章也换不来兵马和粮草。
隋军准备南下时，陈朝并非一点消息都没有。边境不断传来警报，朝中也有人提醒加强长江防线。陈叔宝却相信建康有江水保护，又拿北方军队过去几次进攻未成来安慰自己，没有及时把各路军队组织起来。
前线将领提出迎战和截击方案，他也没有抓住机会。等隋军渡江，沿线守军接连失利，建康已经直接暴露在兵锋之下。直到这个时候，陈叔宝才真正慌了，可许多能够提前做的准备，已经来不及补救。
公元589年，隋军攻入建康。袁宪劝陈叔宝穿好朝服，坐在正殿，保留一国之君最后的体面。陈叔宝却认为刀兵就在眼前，不能坐着等。他带着张丽华、孔贵嫔逃往后宫，最终躲进景阳殿附近的一口井里。
隋军发现井中有人，呼喊多次却无人回答，直到士兵扬言往井里投石，下面才传来求救声。绳子放下去后，士兵拉得十分吃力，原来井中不只陈叔宝一人，还有张丽华和孔贵嫔。
被押往隋朝以后，陈叔宝没有结交旧部，没有公开表达复国打算，也没有留下暗中组织人马的记录。他经常喝得大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还与子弟每天饮酒一石。“石”是古代容量单位，不能简单换算成今天的几十斤，但酒量惊人没有疑问。
杨坚起初让人劝他少喝，后来又改了主意，说随他的性子吧，不然还能怎样打发日子。这句话听起来有几分宽容，背后也有一层放心。陈叔宝越沉迷酒肉，越不像能够重新号召江南旧人的人物。
后来，杨坚又询问陈叔宝平日喜欢吃什么，得到的回答是驴肉。昔日住在华丽宫阁里的皇帝，如今把注意力放在酒席和吃食上。对一个胜利者来说，这样的亡国之君无疑比沉默寡言、刻苦自持的人更让人安心。
有意思的是，陈叔宝并不需要费力表演。他原本就喜欢安逸，到了长安，只是顺着过去的生活习惯继续往下走。别人故意装糊涂，时间久了可能露出破绽；陈叔宝却不用装得太辛苦，因为贪图享乐本来就是他最明显的弱点。
同一种性格，在不同处境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坐在皇位上时，沉迷享乐让他忽视军情，失去江山；做了俘虏以后，这种状态却成了保护色。杨坚看到的不是一个忍辱负重的旧君，而是一个只求吃喝、没有斗志的人。
隋朝也有自己的考虑。南北刚刚统一，江南人心尚未完全安定。若处死陈叔宝，可能让他变成旧朝臣民怀念的象征；给予适当礼遇，则能显示新朝无意进行无休止的报复。双方的需要，在无形中形成了默契。
杨坚后来把人数较多的陈氏子弟分散安置到各州县，每年赐给衣物，使他们能够生活，同时也避免这些宗室长期聚集在京城。陈叔宝接受这一切，没有表现出对抗态度，相当一部分陈氏宗亲因而得以继续生活。
公元604年，陈叔宝死于洛阳，距离陈朝灭亡已经十五年。他死后才被追赠大将军，封长城县公，谥号为“炀”。因此，长城县公并不是他被俘后立即得到并享用多年的爵位，而是隋朝在他去世后给予的名号。

在我看来，陈叔宝的精明，不在于他早早设计好了一场装疯卖傻，而在于亡国之后，他很快弄明白自己还能争什么。江山已经无法挽回，他便不再拿性命维护空壳般的帝王体面。他的荒唐不能因此变成功劳，可同一种性格，放在皇位上是误国，放在俘虏生活里却成了护身符。前半生贪图安逸，使他失去天下；后半生继续贪图安逸，又帮助他避开了许多风险。这份反差，才是“全无心肝”四个字背后最值得琢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