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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国民党上

“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国民党上将冯钦哉,面对我党的邀请,竟然不为所动。

这话搁谁听都得愣半天。一个刚帮傅作义把北平和平解放谈下来的大功臣,转眼就把送上门来的官位往外推,还推得这么决绝。可你要是翻翻冯钦哉这一辈子的履历,就会发现这人身上拧巴的地方多了去了,他做过的事儿、说过的话,搁一块儿看,简直能把人看糊涂。

冯钦哉是山西万泉人,家里世代务农。可他偏偏不爱种地爱折腾,十七岁就跑去运城上学,二十岁那年加入了同盟会。1911年太原起义,他跟着学生队上街维持秩序,完事儿觉得不过瘾,跑回老家自己拉了一支队伍。打那时候起,这人身上就透着一股劲儿,不安分,不信命,有自己的主意。

后来他投到杨虎城麾下,一路从营长干到军长,成了杨虎城最倚重的心腹悍将。杨虎城曾说他“能冲”,打仗是一把好手。1929年冬天,蒋冯大战打得正凶,唐生智突然倒戈,把蒋介石打得措手不及。漫天大雪,没膝的深,其他将领都缩着脖子不敢动,冯钦哉主动请战,带着部队两昼夜急行军二百里,夜里端了唐生智的指挥部。蒋介石亲自跑到驻马店犒劳他,许诺将来推他做中央委员。冯钦哉高兴得拍胸脯表忠心,那时候他是真把蒋介石当恩人看。

可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事情就变味儿了。杨虎城和张学良把蒋介石扣了,冯钦哉作为杨虎城最信任的部下,本该站在老长官一边。可他偏偏不。他不仅公开通电骂杨虎城“背叛领袖”,还自任讨逆军司令,给中央军让出道路,直接进逼西安。有人说他是“叛杨附蒋”,有人说他是不认同兵谏的做法。不管哪种说法,结果都是一样的,他把跟随了将近二十年的老长官给卖了。

可你要说他是个纯粹的“忠蒋派”,又不对。早些年他当着蒋介石的面就敢吼:“日本人占了东北,你不派兵打日本人,反而去打老百姓,这是要做什么?”蒋介石被怼得直皱眉头,愣是没吭声。他抗日的决心是真的,打日本鬼子从不含糊。抗战期间他跟八路军配合作战,跟朱德、彭德怀处得挺好,晚上还一起联欢唱小调。蒋介石一看不对劲,你跟我的人走得这么近乎,那还得了?立马给他升了个第一战区副司令的虚职,明升暗降,直接把他兵权给撸了。冯钦哉找蒋介石理论,蒋介石嘴上说回头给你五个军的兵,结果等来等去连一个兵都没见着。到这时候他才明白,自己在蒋介石那儿从来就不是自己人。

就这么一个被蒋介石耍过、骗过、夺过兵权的人,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我党三番五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倒好,死活不干。理由是什么?“降将事二主即无人格”,“不能对不起蒋介石”。连毛主席都被他搞得哭笑不得。邓宝珊、南汉宸这些老熟人轮番来劝,他把脖子一梗:“就是把我枪毙了,也不做官。我要做傅青主”。傅青主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明亡后躲在山里死活不肯出来做官。冯钦哉这是铁了心要学古人。

不做官就没俸禄,一个曾经的二级上将,转头在家养了一百五十只鸡,靠卖鸡蛋过日子。这事儿说出来都没人信,几年前还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一转眼成了养鸡专业户。后来他看新中国越来越好,才慢慢松了口,当了北京市政协委员。可安稳日子没过多久,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1963年在西安病逝,直到1980年才恢复名誉。

回过头来看冯钦哉这一辈子,你会发现这人身上有一种特别拧巴的劲儿。他不贪官,不爱权,早年蒋介石给他省主席他都不稀罕。他重义气,可偏偏在最关键的西安事变上背弃了老长官杨虎城。他恨蒋介石不抗日,可最后拒绝我党邀请的理由竟然是“不能对不起蒋介石”。他帮傅作义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可解放后死活不肯出来做官。这些事儿单拎出来看,每一件都矛盾得让人摸不着头脑。可把这些矛盾堆在一个人身上,你反而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什么伟光正的英雄,也不是什么脸谱化的反派,他就是个有自己那套逻辑的、活生生的人。

冯钦哉信的那套东西,是旧式军人的“忠义”,哪怕这个“忠”的对象曾经坑过他、骗过他、耍过他,他也认。这种逻辑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迂,甚至有点可笑。可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一个从清朝末年走过来的人,脑子里装的本来就是新旧交织、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责他,你只能说他活得太拧巴,拧巴到最后,把自己也给拧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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