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军阀杨森妻妾众多，为杜绝争宠，他独创了一套“轮流同宿制”。家中专门有一位副官，负责排定与各夫人同宿的日期表，严格按日程办事，雷打不动。今日留宿大夫人处，明日便移枕二夫人房中，次序丝毫不乱。

这套在川军中出名的轮宿规矩，在1942年秋天重庆南岸的杨公馆里被执行得像军令一样严。

每天负责在宣纸上排表画格子的不是普通管家，而是挂着副参谋军衔的周副官。

表排好后，就用黄铜图钉钉在西厢房的照壁上，半公开地挂着。

这在寻常人家属于断不能公开的闺房隐私，但在杨森眼里，私事同样可以用营务的法子来管理，后院的十二处独立厢房就是他的营房，而各房夫人则是他手底下需要被点名、被规训的士兵。

杨森当时已五十八岁，官至二级上将。

他把治军的手段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家庭。每天黄昏，周副官都要核对表格，误差不准超过半个时辰。

晚上七点整，杨森准时起身，副官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他走进当晚表上对应的那扇门。

只要那一侧的门轴吱呀一响，其余十一个方向的厢房当晚就彻底熄灯，谁也不准再等。

规矩雷打不动，有一年大年三十按表该轮到老七陈顺容，杨森在外面应酬到深夜，席间有人拉着他摸麻将，他看了看手腕上的瑞士欧米茄表，九点整把牌一推，说今日还有家事，起身就走。

他不是对陈顺容有多少疼爱，他是在维护自己立下的规矩，如果他自己带头坏了规矩，那套后院的控制权就会彻底垮掉。

在这种强烈的控制欲下，公馆里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一种怪异的军事化色彩。

每天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夫人们就得穿上统一的蓝布旗袍排队跑操，杨森穿着藏青色中山装，手里转着人头核桃在旁边巡视，谁打哈欠，核桃就会咔啦一响。

跑完三圈是半小时的毛笔字临摹，谁的字写歪了，杨森就用指关节敲桌子，那咚咚声比直接骂人还让人心慌。

吃饭时按照进门先后排座次，杨森不动筷子谁也不准动手，汤勺碰碗的声响稍微大了一点，他一个冷眼扫过去，桌上立刻只剩下咀嚼声。

妻妾之间不准私相馈赠，更不准背地里说酸话，有一次老四田衡秋、老六曾桂芝房里的下人在厨房拌嘴，周副官查实后直接把下人赶走，两位夫人则被叫到堂屋站着看杨森写字一个小时，自此没人敢轻易嚼舌。

夫人们的个性和自由，在这张表的周旋里被磨得一干二净。

老四田衡秋曾做过宜宾县长，算是见过世面的能干女性，出门视察时杨森常带她在身边，可一回公馆照样要按表排队，轮不到的日子只能在房里看书。

老五萧邦琼进门时年纪尚轻，有一晚到了时辰房里迟迟没亮灯，杨森走到门口没有推门，只在廊下重重咳嗽了一声，副官心领神会赶紧过去催促该起了，门里一阵慌乱亮了灯杨森才抬脚进去。

在那种冷酷的强权之下，不管是识文断字的能人，还是懵懂的年轻女子，最终都不得不沦为表格里的一个符号。

1977年杨森在台北病逝。

消息传回四川，当年在公馆里伺候过的老仆还健在，有人问起那张名噪一时的轮宿表后来去了哪里，老仆想了半天，说拿去烧火了，纸是好纸，就是上面的字太硬，点不着。

这句质朴的回答，反倒成了那段荒诞历史最恰当的脚注。

在那个军阀横行的旧社会，那张钉在墙上的排宿表并不是什么治家奇谈，而是一具锁住十几名女性大半生的冰冷枷锁。

它让我们看清，当绝对的控制欲被无限制地强加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所谓的人性尊严会被作践到何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