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西晋的都城洛阳沦陷，皇帝被汉军抓走了，虽然臣子们又在各地建立了几个行台，可这么一闹腾，中原一带是人心惶惶

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他的送葬队伍随后在宁平城一带遭石勒骑兵围攻，许多宗室、官员和士卒死于乱军。洛阳最后一批能够依靠的外援，就这样在城外被打散。晋怀帝想走，却没有足够车马，连渡河用的船只也很难备齐。
六月，刘聪统治的汉政权再次大举进攻。呼延晏先到洛阳附近，王弥、刘曜等部随后压上。晋军连续失利，城中已经没有像样的防线。晋怀帝打算沿洛水向东撤退，准备好的船却被焚毁，逃生的路口也被截断。
汉军攻入宫城后，晋怀帝从华林园方向出逃，很快被追兵抓住，后来被押往平阳。宫殿、官署和陵寝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军民死于战乱。西晋并未在311年立即灭亡，可洛阳朝廷已经无法正常发号施令，这才是局势最要命的变化。
皇帝被俘后，各地官员仍打着晋朝旗号办事。司徒傅祗在河阴设行台，荀藩等人在密县一带建立临时机构，苟晞也拥立宗室，另置一套班子。表面看都是为了维持朝廷，实际却没有谁能让天下统一听令。
诏书从哪里来，命令到底算不算数，成了所有州郡都绕不开的问题。过去大家遇事可以等洛阳裁决，如今皇帝不在，宫廷被毁，各地长官只能一边自保，一边寻找新的依靠。中原由此陷入的不只是军事混乱，还有名分和权力上的混乱。
北方百姓南下，也不是从洛阳失守才开始。八王之乱延续多年，黄河、淮河之间早已有大批人离开家乡。311年以后，原本还在观望的人更不敢久留。有人躲进地方坞堡，有人奔往关中、并州，也有不少士族和普通人一路向江淮、江东迁移。
长江以南并非完全没有战事，荆州、湘州一带也出现过流民冲突。但江东整体上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州县、人口和粮食来源。对北来者而言，这里谈不上轻松，却至少还有能够落脚的城镇、田地和官府。
当时坐镇建邺的是琅琊王司马睿。公元307年，他受命担任安东将军，负责扬州江南军事。那时他在皇族中并不显眼，兵力和声望都有限。刚到江东，本地大族没有急着上门支持，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北来的宗室能否站稳。
王导看得很清楚：手里拿着朝廷官印，不等于真正管得了江东。司马睿必须让顾荣、贺循、纪瞻等本地名士愿意合作。一次公开活动中，王导、王敦等人陪同司马睿出行，引起江东士人的注意，随后又主动延请地方名望人物进入幕府。
这件事的要害，不在于仪仗有多威风，而在于司马睿开始承认江东原有的社会力量。他把本地士人放进军政机构，遇到事情也愿意同他们商量，又尽量保持节俭和克制。江东大族看到自己的地位不会被全部推翻，态度才逐渐发生变化。
洛阳失守后，司马睿身边又多了一批北方来人。王导建议从中挑选真正能办事的人，司马睿于是征辟百余名属官，刁协、王承、卞壶、庾亮等人陆续进入幕府。这些人带来的不只是名望，还有处理文书、财政、选官和州郡事务的经验。
不过，北来士族增多，也可能挤压江东旧族的位置。司马睿若一味偏向北方人，本地人会心生不满；若只照顾江东大族，南下者又很难安置。他和王导真正要做的，是在两批人之间安排官职和责任，让双方都能进入新的权力秩序。
就在这时，荀藩等人传檄各地，推司马睿为盟主。这个身份还不是皇帝，甚至谈不上建立新王朝，却给了他代行部分朝廷职权的依据。司马睿开始调整地方官员，江州刺史华轶和豫州刺史裴宪拒绝服从，南方的名分之争随即变成军事较量。
华轶认为自己的官职来自洛阳朝廷，不愿接受司马睿直接指挥。可洛阳已经失守，原来的权力链条也断了。地方长官若各守一套说法，江南很快也会变得号令不一。司马睿于是派王敦统领甘卓、周访等部，向江州方向进军。
华轶兵败后逃往安成，被周访追上杀死，裴宪则远走幽州。这场战争扩大了司马睿的控制范围，也让各州郡看明白一件事：建邺发出的命令不再只是口头劝说，背后已经有军队、官职和实际控制的地盘作为支撑。

公元311年还不是东晋建立之年。313年，为避晋愍帝司马邺的名讳，建邺才改称建康；317年，司马睿称晋王；到了318年，他才正式即皇帝位。把这些年份分清，才能看懂311年的真正意义。
那一年不是一个新王朝突然出现，而是旧中心崩塌以后，南方中心开始成形。洛阳陷落带来了恐慌，也改变了人口、人才和权力的流向。司马睿能在江东站住，不只是因为长江挡住了北方军队，更因为他逐步完成了三件事。
他先争取江东本地大族，再吸收北方南下人才，最后通过军事行动统一号令。地理上的安全只能提供喘息机会，真正让一个政权站稳的，还是能否把不同来历的人组织起来，让官府有人办事，让军队听从调动，让地方愿意接受同一套命令。
东晋后来延续百余年的基本格局，正是在这场大乱中一点点搭起来的。洛阳失去的是一座都城，江东得到的却不只是避难人群。随着人才、制度和政治重心不断南移，中国历史也从此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