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一名女子醉酒后失去意识，男子趁机脱去她的衣物，并实施亲吻、抚摸等严重越界行为。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由于生物检材中未发现足以证明发生行为的DNA证据，现有证据无法达到QJ罪的定罪标准，最终，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男子有期徒刑1年。


2024年2月19日晚，石家庄桥西区的一间出租屋里，郑刚约李丹和几名朋友聚餐喝酒。


饭局结束后，一行人又转场去了KTV，酒一直喝到次日凌晨4点左右，散场时，李丹已经明显醉酒，走路都不太稳，郑刚随后和她一起乘出租车回到自己的住处。


进入房间后，李丹因醉酒陷入昏睡，法院后来查明，郑刚趁她意识和反抗能力明显减弱，脱掉了她的裤子，并对她实施抚摸、亲吻等行为。


那条被脱下的内裤，之后被警方从床垫下面找到，成为认定案件经过的重要物证之一。


凌晨5点33分，李丹醒来后拨通朋友的电话求助，朋友赶到楼下时，看见她情绪十分激动，随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警方到达现场后将郑刚带回调查，并对房间进行勘查，提取和封存了相关物品及生物检材。


李丹向警方陈述，自己遭到郑刚强行侵犯，并曾在反抗过程中扯坏窗帘，而刑事案件最终能够认定到什么程度，不能只依靠任何一方的单独说法，还要看证言、现场痕迹、鉴定意见以及其他客观证据能否相互印证。


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显示，从郑刚提取的擦拭物中检出了他本人的DNA，但没有检出李丹的DNA。


与此同时，从李丹提取的擦拭样本进行人PSA检测，结果均为阴性，这些结果无法支持已经发生行为的指控，但也不能推翻已经得到其他证据印证的脱衣、抚摸和亲吻行为。


案件进入审查和审判程序后，争议的核心逐渐清晰，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合理怀疑，不能证明郑刚实施了QJ行为。


但李丹的陈述、朋友证言、现场情况以及床垫下发现的内裤，足以形成相互衔接的证据链，证明郑刚利用她醉酒昏睡、难以反抗的状态实施了猥亵。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郑刚的行为构成强制猥亵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年，案发后，郑刚的亲属赔偿李丹3万元，李丹出具了谅解意见，这些情节也被纳入量刑考量。


郑刚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这起案件容易让人产生一个误解：既然鉴定没有检出双方混合DNA，是不是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答案显然不是。


生物检材只能证明它能够覆盖的事实，无法代替对全部证据的综合判断；强制猥亵罪的成立，也不以发生行为为必要条件。


真正需要区分的是，“无法证明QJ”与“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完全是两回事。


刑事诉讼要求定罪证据确实、充分，事实认定必须排除合理怀疑，QJ罪所要求证明的具体行为没有达到这一标准，法院便不能凭推测加重罪名；已经能够被证明的猥亵行为，同样不能因为更严重的指控证据不足而被一笔抹去。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3年发布的一起指导性案例，也展示了完整证据链的重要性，李某曾通过投放精神类药物，使多名女性意识不清或昏迷，再实施抢劫、QJ和强制猥亵。


办案人员破解其电脑加密分区后，发现大量照片和视频，又结合购药记录、网络搜索记录、转账情况、监控录像及多名被害人的相似陈述，最终补强证据，李某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广东中山另一起案件同样经历了证据重新审查，案发于2022年4月，被害人小梅在酒店逃出房间求救；她于2024年2月向中山市检察院提出申诉。


检察机关重新核查监控、伤痕、证人证言和DNA鉴定，排除受到污染的物证，并查明刘峰曾试图制造双方自愿的假象，最终形成完整证据链。


2025年3月，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刘峰有期徒刑3年6个月。


这些案件的差别，不在于谁讲述得更激烈，而在于证据最终能够证明到哪一步，我认为，司法审判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既不能因为舆论愤怒而越过证明标准，也不能因为缺少某一种物证，就忽略其他已经闭合的证据链。


法律必须克制，但这种克制不等于冷漠，而是让每一个罪名都对应经得起检验的事实。


醉酒从来不等于同意，熟人关系也不是越界的通行证，当一个人因醉酒、昏睡而失去清醒表达和有效反抗的能力，任何人都无权利用这种状态实施亲密行为。


李丹在清醒后迅速联系朋友并报警，使警方能够及时提取检材、固定现场，这也是案件中已经发生的行为最终得到追究的重要原因。


2024年2月20日凌晨发生在那间出租屋里的事情，最终没有被认定为QJ，却也绝不是“什么都没发生”。


法院判决划出的边界十分明确：严重罪名需要达到相应的证明标准，而利用他人醉酒昏睡实施猥亵，同样要承担刑事责任。证据或许不能还原每一秒，但能够被证明的越界行为，不会因为更严重的指控未获认定而失去法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