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昆明一名警察被同事喊去吃饭，结果直接被按在地上铐走。
他当时还在找失踪的妻子，谁也没想到，几天后他成了杀妻凶手。
为了让这个警察认罪，审讯人员用烧红的烟头烫他的后背，用铁链吊起来打，电击脚趾。
他痛得死去活来，只能按对方的要求编供词。
你猜怎么着？他编的供词，办案人员不满意，还得重编。

整整10个月，他关在铁笼里，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
直到2000年，真凶落网，从他们手里搜出那把警用配枪，这个案子才翻过来。
他被无罪释放，但身上留下的脑萎缩、右手无法握笔，成了永久的伤。
国家赔偿，不到3万块。

后来有人问他，出来后最怕什么。
他说，见穿警服的人就发抖。
说实话，这个案子让我想起一句话：法治的进步，往往是用个体的悲剧换来的。
我们纪念杜培武，不是为了消费苦难，而是为了不让下一个“杜培武”出现。

你们觉得，这样的代价，是不是太沉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