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高学历又英俊，却深爱无才无貌的小脚妻子，儿子杨振宁亲自道出婚姻背后真相
1908年前后，安徽合肥，十二岁的杨武之已经失去了双亲。母亲在他九岁时去世，父亲又因病离世，少年只得寄居叔父杨邦瑞家中。这样的身世没有把他推向消沉，反而使读书成为少数能够自己掌握的事情。
杨邦瑞看出侄子的志向，尽力供他继续求学。杨武之先后接受中学和师范教育，后来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那时的中国，旧式家族关系仍然牢固，新式教育却正在兴起。一个出身并不优裕的青年，想靠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
毕业后，他曾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任教，并担任训育主任。面对校内一些恃强凌弱、无视校规的学生，他坚持按制度处理。校方碍于关系和压力，没有给予足够支持，杨武之最终辞去职务。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职业变动，实际却让他更加认识到，单靠个人意志很难改变旧式教育环境。

“这样的学校，规矩不能只写在纸上。”据相关回忆，杨武之曾表达过类似看法。辞职之后，他没有选择安稳度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希望通过系统学习数学，寻找教育救国的路径。
他的婚姻，则带有鲜明的传统时代印记。杨武之与罗孟华的结合，起初有家族安排的因素。罗孟华只读过一两年私塾，后来长期承担家务和育儿。若只拿学历、容貌去衡量这段婚姻，显然会忽略当时家庭生活的真实结构：丈夫在外求学和任教，妻子负责维持日常秩序，双方承担的责任并不相同，却彼此依赖。

1923年，杨武之通过安徽省公费留学考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留学并不是后来人想象中的轻松经历。他一面攻读数学，一面靠劳动补贴生活，洗碗、采摘等工作都做过。五年左右的海外生活，既是学术训练，也是经济和意志的考验。
罗孟华留在国内，照料家庭，承担丈夫远行后的生活压力。杨武之学成归国后，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任教，后来成为中国数学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推动者。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事业并非与家庭截然分开，家庭稳定本身就是他能够长期从事教学研究的条件。
抗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校南迁，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在昆明正式开展教学。杨武之家随学校迁往昆明，生活条件十分简陋，居住环境和物资供应都无法与北平相比。学校可以迁移，课程不能中断；住房可以简陋，子女的学习也不能完全停下。

在这样的家庭里，罗孟华处理衣食住行，杨武之则尽量维持子女的学习秩序。家中有时用简易黑板讲题，孩子们接触的不只是课本，还有父亲对数学、古文和传统文化的重视。这种教育方式并不时髦，却把旧学训练中的专注、背诵与现代科学中的推理结合在了一起。
杨振宁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成长与清华园、西南联大等学术环境有关，也与家庭教育分不开。杨武之并没有把孩子简单塑造成自己的复制品，而是观察兴趣、引导习惯，允许孩子在探索中形成自己的判断。
父亲对儿子的影响，不只在数学题上。杨振宁童年喜欢捡贝壳，父亲并未把这种兴趣视为无聊玩耍，而是让孩子保留观察和追问的习惯。传统家庭重视规矩，现代教育强调独立思考，杨武之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影响往往比一次具体辅导更深。

家庭关系也并非始终没有冲突。杨振宁赴美发展并取得成就后，加入美国国籍，这一选择触及了杨武之的家国观念。对父亲而言，自己远赴美国是为了学成归国、建设中国教育；对儿子而言，海外学术环境又构成了个人事业的重要部分。两种经历不同，判断自然难以完全一致。
杨武之晚年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但父子之间的联系并未因此消失。1973年，杨武之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多年以后，杨振宁在高龄时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完成了身份选择上的转折。这些家庭往来，连同杨武之留下的教育观念，构成了一个近代知识分子家庭最具体的历史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