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在玄武门伏杀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
 
当天，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个儿子也被处死。
 
两个月后，李渊让位，李世民登基。
 
这件事有两笔账，一笔是人的账，玄武门那天谁死了，谁被当成威胁，谁又成了必须付出的代价。
 
另一笔是天下的账，李世民后来有没有治理天下的能力，有没有让更多人受益，先看第一笔，太子和秦王为了兵权、朝臣与继承权已经争了很多年，站在李世民的位置上，玄武门不是无缘无故的屠杀，他知道一旦输掉，未必还能全身而退。
 
李建成留下的儿子也可能成为东宫旧部日后拥立反扑的旗帜，所以动手前他可以说不得不先下手。
 
一个人越觉得自己被逼到墙角，越容易把伤害解释成自保，把还没发生的危险当成必须提前清除的威胁，但理解他的恐惧不等于原谅他的选择。
 
无法替1400年前的李世民设计一条确定能成功的退路，但不知道别的路能不能走通，也不等于杀戮就是唯一的路。
 
恐惧能解释他为什么下手，却不能证明玄武门里每一个死去的人就应该这样死去。
 
历史也无法停留在玄武门。
 
往后的20多年，李世民确实治理出了贞观，后世记忆里的贞观以慎行秩序和能容纳谏言著称，贞观不是假的，那些在战乱后减少科刑、得以安顿下来的人也是真实受益的人。
 
于是第二层合理化出现了。
 
动手之前，他说若不先下手，就会被人杀掉。
 
成功之后，后人又会说，没有玄武门，哪来贞观？
 
前者把伤害解释成自保，后者又把伤害解释成必要代价。
 
可这正是两笔账最容易被混在一起的时候。
 
贞观证明，李世民有治理天下的能力，他证明不了杀兄图职就是建立这种秩序的唯一办法。
 
一件事后来做成了，只能说明他做成了，不能倒过来证明当初所有手段都不可避免，更不能证明那些承担代价的人本就该承担代价。
 
今天大多数选择的代价当然无法和玄武门相比，但把成功倒推成手段正当的思维，在职场、家庭和公共决策里一直都存在。
 
两笔账都要算，却不能用天下的账把人的账勾销。
 
承认贞观，是承认李世民治理天下的能力，追问玄武门，是拒绝把这种能力写成对那一天的赦免，功业可以被记住，代价也不能被勾销。
 
当功成名就的光环逐渐褪去，那些被轻易合理化的过往是否真的无需审视？历史的价值或许正在于，让每一笔代价都不被遗忘，让每一次选择都经得起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