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李德生到北京参加会议，毛主席亲自点名时当场询问：哪个是李德生？
1969年前后，北京，李德生第一次在中央重要会议上受到毛泽东当面询问。会场里干部众多，毛泽东看着台下问：“哪个是李德生？”周恩来随即作了介绍。这个细节之所以流传，并不只是因为一句问话，而是因为它牵出了李德生此前在安徽处理复杂局势的经历。
1967年夏，安徽社会秩序陷入紧张状态，地方工作、群众组织和武装力量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中央决定调部队参与稳定局面，时任第12军军长的李德生接到通知后赶赴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周恩来交代任务，随后前往安徽。
任务并非单纯的军事调动。部队要维持交通、通信和重要机关的正常运转，也要配合地方恢复生产秩序。李德生后来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实际承担起军队指挥与地方工作的双重责任。安徽军区司令员严光等人，也参与了当地秩序恢复工作。

当时的安徽问题复杂，不能靠简单命令解决。军队介入地方事务，既要保持纪律，又要避免扩大冲突；既要保障社会基本运行，也要处理地方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李德生长期在部队工作，面对这种军政交叉的局面，采取了较为务实的处理方式，中央对安徽工作的结果给予了肯定。
这段经历，构成了毛泽东后来关注李德生的重要背景。李德生并非传统意义上长期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干部，他的特点在于能带兵，也能处理地方实际事务。1955年9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到了六十年代末，已经从一名军长进入军队和地方工作的交汇处。
有意思的是，李德生在安徽承担的职务越来越多，自己却曾提出减少兼职。事情摆在当时的中央领导面前，反映的并非个人升降，而是特殊时期干部使用上的现实矛盾：能够独当一面的干部并不充裕，中央往往需要一个人同时承担几方面任务。

毛泽东没有同意简单减轻他的职务负担，而是要求他把工作、学习和调查研究结合起来，分别安排时间。这样的安排带有明显的培养意味。李德生被看重，不只因为有军事经验，也因为中央希望把他放到更广阔的军政岗位上继续锻炼。
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李德生列席会议，并进入华东组。毛泽东在会场询问“哪个是李德生”，周恩来介绍后，又问及他的经历和年龄。对中央领导而言，这不是普通的认人，而是对一名地方和军队干部进行直接了解。
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时，李德生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他被调到北京工作。此后，他不再只是安徽的地方负责人，而是进入中央军政工作的核心范围。毛泽东提出“老中青三结合”，李德生正是这一干部结构调整中受到重视的中年将领。

李德生文化程度并不高，长期战争生活也使他没有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毛泽东与他谈话时，曾建议他读《红楼梦》等文学和历史著作，也谈到军事地理与历代兴衰。毛泽东对干部的要求，显然不止是会打仗、能执行命令，还要能够读书、思考，理解复杂的历史和现实。
李德生后来回忆这类谈话时，强调的是学习必须联系工作。对一名从基层部队成长起来的将领来说，突然进入中央机关，面对的已不只是战场指挥，还包括党务、政务、干部工作和国际事务。学习不是装点门面，而是补足治理经验的重要途径。
1970年4月30日，李德生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负责全军政治工作。这个岗位分量很重，既要求熟悉部队，又要求理解中央对军队建设的总体部署。1971年8月，他率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工作范围进一步延伸到对外军事和政治交往。

1973年，李德生进入中央领导层的重要人事安排，并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到了同年12月，他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重新回到大军区一线。这样的调整说明，中央既看重他的政治经验，也没有把他完全固定在机关岗位上。
周恩来逝世于1976年1月8日，毛泽东逝世于同年9月9日。此后，李德生继续在军队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领导职务。1985年，他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后被授予上将军衔。
晚年的李德生仍关心家乡教育，曾为家乡学校建设和青少年培养投入精力。他的经历没有停留在一次会场点名上：从安徽的紧急任务，到北京的中央工作，再到总政治部和大军区岗位，那句“哪个是李德生”，最终对应的是一段军政交织、责任不断加重的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