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楠说：“我有时候也觉得，我爸爸可能没有那么爱我，真的，实话实说，我都快50岁了，还是一级演员，我爸还是随便说我，随便可以怎么样。”众所周知，王一楠是云南人，但是她的父亲却是实打实的北方人，一二十岁左右的时候才去的云南，然后就留在了那里。他骨子里，就是一个传统的北方式、大家长式的父亲，一个从来不会用语言表达爱意的人。而且，还总是说一些很“扫兴”的话，做一些很“扫兴”的事。
 
带回去的小马甲明明合身，他偏说“小了”；墨镜还没戴上就喊“我有、我有”；保暖帽看一眼直接丢下，说“这个用不上”。三句“不要”，硬邦邦地丢回去，那句“小孩子的心意”堵在嘴边，咽也不是，吐也不是。
 
不是真的不想要。他那一代人，习惯了把“需要”藏起来，把“给孩子添麻烦”当成天大的事。怕浪费钱，怕显得贪心，怕一份礼物就成了子女的负担。那句“不要”背后，压着半辈子的习惯——宁可自己什么都没有，也不想让儿女觉得自己在伸手要东西。
 
她临出差前翻冰箱，只剩6个鸡蛋，他全煮了，塞进她包里，明知道她根本吃不完。
 
一个连试都不肯试就喊“不要”的人，转头把仅剩的6个鸡蛋全煮给了你。他不会说“路上小心”，不会说“爸爸爱你”，但他记得你冰箱里空了。北方大家长式的父亲，爱不挂在嘴边，全煮进那几只鸡蛋里了。他不会道歉，不会说软话，可他把最后那点东西，全部给了你。
 
他批评她，不留情面，像她还是当年那个需要管教的孩子。
 
他是当年从北京去云南支边的知青，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能让她读书、学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沉默的反抗。他经历过太多说话要小心的日子，爱也学会了用批评的方式来表达。他不是不爱，是“爱”这个字，他这辈子都没学会怎么说出口。
 
她14岁考上戏，离开云南远赴上海，那时她以为终于可以摆脱他的管教。
 
后来她红了，成了家喻户晓的演员，父亲依然挑她、数落她，把她当成那个没长大的孩子。可她也渐渐看懂了——那个从北京到云南支边的年轻人，那个在边疆扎下根的北方男人，一辈子都没学会怎么跟女儿说一句软话。他不会表达，可他把一切都留在了那些“扫兴”的细节里：煮好的鸡蛋，连夜改的家具，还有那句永远说不出口的“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