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兰封战役后，薛岳下令枪决桂永清，八名士兵带着盖了大印的处决令连夜赶往武汉，结果人还没见到，桂永清已经住进了有一个排宪兵守卫的住所。

兰封会战从五月中旬打响，日军土肥原师团南下增援，国军在兰封一线集结重兵试图切断其退路。薛岳率第一兵团与日军激战，双方反复争夺阵地，伤亡惨重。

桂永清当时担任教导总队总队长，负责守卫兰封附近的关键防线。

战斗进入胶着阶段后，桂永清的部队突然后撤，导致防线出现缺口，日军趁机突破包围圈。

撤退的理由后来有过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补给断绝，有的说是友军配合不力，但在前线指挥官眼里，这些都不是理由。

薛岳的部下为了堵住缺口连续反击，一个营打到只剩两个连还在往前冲。这种情况下，后方却传来桂永清擅自撤退的消息，前线部队的愤怒可想而知。

消息传回指挥部，薛岳当场下令依军法就地枪决。他叫来军法处长，让对方拟命令，自己签字盖章，又挑出八名士兵连夜赶往武汉执行。军法处长问，委座那边怎么办？

薛岳的话说得很硬，蒋委员长已经下令，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八名士兵还没见到桂永清，武汉行营就先动了手。桂永清被安排住进受保护的住所，外面有一个排宪兵守着。薛岳的命令到了这里，撞上了一道看不见的墙。

薛岳打电话过去，问得很直接，是要包庇逃将还是要抗战？对方没有正面争辩，只说桂永清是委座亲自安排回武汉述职，薛岳的手令不合程序。薛岳反问，自己的士兵死在兰封，难道就合程序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

真正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军法不只是纸面上的条文，还要看谁来执行，谁来担责，更要看被处罚的人身后站着谁。

一个前线将领可以对普通军官下令，却未必能碰到有背景的高级将领，这种落差士兵看得见，司令也看得见。

中午，蒋介石的侍从室打来电话，没有直接宣布撤销命令，而是给了薛岳一个台阶，手令封存交给侍从室，桂永清送去欧洲考察军事，暂时不回国。

说白了，结局已经摆在桌面上，桂永清不能杀，薛岳也不能继续追究。

薛岳沉默了很久，看着地图上被红笔圈过多次的兰封，最后只说了一句，手令不发了，让人回来。八个人出发时带着枪和命令，回来时什么也没改变。那张盖过大印的处决令，没能落到桂永清身上。

三天后薛岳在武汉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单独留下他，拍着他的肩膀问，还在生气吗？他说桂永清的事情有难处，岳父在党内，很多事需要平衡，你只管打仗，人事问题由我处理。

薛岳没有争辩，只问了一句，那些死去的士兵怎么平衡？这次蒋介石脸上的笑收了起来，提醒薛岳，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薛岳回答，是。

这一个字表面上是服从，里面却压着很重的东西。前线的命令可以被后方的一个电话拦下，士兵的牺牲可以被一句"需要平衡"轻轻带过。

桂永清后来确实去了欧洲，名义上是考察军事，实际上是避开风头。

等他回国时抗战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兰封的事再也没人提起。薛岳本人在抗战初期已经积累了相当高的声望，他指挥的几次大战都显示出对战场形势的准确判断和果断处置能力。

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对自己也同样严苛，这种作风让他在基层官兵中有很高的威信。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他发现有将领临阵脱逃时反应格外激烈。这件事后来在国军内部流传很广，有人说这是薛岳性格刚烈的体现，也有人说这暴露了当时军队内部关系网对军法执行的干扰。

事情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只是桂永清一个人的生死，而是军令能不能落地的问题。前线司令签发的处决令，难道还比不过一句临时的保护？

战场上每个部队都缺弹药，每支队伍都在等增援，可防线一旦打开，伤亡就会成倍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