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青霉素是西方国家绝不外泄的机密，中国军民的伤口化脓腐烂，只能咬牙忍受。

就在这紧要关头，一个中国科学家在一双旧皮鞋上，发现了扭转局面的机会。

他叫汤飞凡。

他的导师说：这个世界上真正认真读书的人，除了我，汤飞凡可以算一个。

英国《自然》杂志专门为他发文赞扬，全世界的科学家把他分离出来的病毒叫做"汤氏病毒"。

但这个人，死得比任何人都窝囊。

1897年，湖南醴陵，一个书香门第的孩子出生了，父亲给他取名"瑞昭"，意思是他的降临是个好兆头。

可那一年偏偏大旱，村子里饿死了不少人。

小时候的汤飞凡，看见的满是贫病交加的百姓——有病没钱治，有病没地方治，活活熬死的比比皆是。外国人管中国叫"东亚病夫"，不光是说身体孱弱，也是在嘲笑中国连自己的病都治不好。

这口气，深深扎进了他心里。

他立下一个志向：当一个医生，一辈子能治好多少人？但要是发明一种预防方法，就能让亿万人不得传染病。

于是他弃工学医，硬着头皮去报考全英语教学的湘雅医学院——问题是他根本没学过英语。

面对主考的美国牧师，他鼓起勇气鞠了一躬：请允许我暂免英语考试，进校后再补考。

那个美国人愣了一下，被这股子胆气镇住了，点头了。

进校之后，汤飞凡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很快通过了英语补考。七年苦读，30个同学进去，最后只剩10个人毕业，他是其中一个。

1925年，他拿到哈佛医学院的奖学金，成了第一个投身病毒学研究的中国人。导师极力挽留他留在美国。

老师颜福庆从国内写信来：这里给不了你荣华富贵，但能给你一个为同胞服务的机会。

一句话，他打好行李，回国了。

1937年，日本打来了。

上海沦陷前夕，汤飞凡已经是知名科学家，收到通知可以撤往英国安全地带。偏偏这时候，国民政府一封电报找到他：去昆明，重建中央防疫处。

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安全，一条是深入战区。

他选了昆明。

到了那儿他才发现，所谓"防疫处"，破败得让人哭笑不得——没有厂房，没有设备，连玻璃瓶都不够用。他干脆自己建了个玻璃厂，就地解决原材料问题。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1941年秋，防疫处的周会上，技正魏曦带来了一篇英国论文——牛津大学的弗洛里团队，已经实现了青霉素的提纯，证明这种东西既无毒质，又有强力杀菌效果，对于战争必有莫大贡献。

大家听得眼睛发亮。

但青霉素是西方高度封锁的机密，根本弄不到菌种。

汤飞凡拍板：青霉素是霉菌产生的，咱们自己找霉菌！

防疫处从上到下全员出动，连职工家属都参与进来，漫山遍野去找绿毛——墙角、土堆、烂木头，见着绿毛就采。

失败，再找。再失败，再找。

就在所有人快要放弃的时候，有人注意到——技正卢锦汉的一双旧皮鞋上，长了一团绿毛。

就是这一团毛。

汤飞凡把这株霉菌分离出来，一看，能产生青霉素！

接下来的日子，是上百次的实验：分离菌种、发酵、培养、提纯，每一步都没有现成参考，全靠摸索。设备简陋，条件艰苦，汤飞凡和同事们熬在实验室里，硬是一点一点啃下来。

1945年9月5日，中国自制的第一批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

第一批只有5瓶，每瓶5000单位。两瓶送往重庆，两瓶送去英国和美国鉴定。

结果回来：英美两国科学家均予好评。

国产青霉素随即发往各战区前线，那些本来要烂掉、本来要死掉的伤口，有救了。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专门在《自然》杂志撰文，向全世界介绍这个在昆明简陋车间里造出青霉素的中国团队。

抗战胜利，新中国成立，汤飞凡迎来了他人生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场战役。

当时中国有超过5亿人口，其中1.5亿人患有沙眼。沙眼是什么？就是眼睛里长出粗糙的颗粒，轻则不适，重则失明。全世界每年有几百万人因为沙眼失去视力。

更麻烦的是，沙眼的病原体究竟是什么，争了七十年，没有定论。日本学者野口英世曾经声称自己找到了病原菌，汤飞凡早年就把那个说法推翻了——他把野口的"菌种"种进自己和11位志愿者的眼睛，结果什么病都没发病，证明那是假的。

1957年，他重新上阵，换了方案，做了8次试验，第8次，成功分离出一株病毒。

他给它取名"TE8"——T代表沙眼，E代表鸡卵培养，8是第8次实验。后来全世界的实验室更愿意叫它"汤氏病毒"。

但问题来了：怎么确认这株病毒就是真正的沙眼病原体？

1958年元旦，汤飞凡做出了一个决定：把沙眼病毒滴进自己的眼睛。

他瞒着家人，叫助手把病毒滴入了自己的左眼。

然后，他坚持不做任何治疗，整整40天，一边忍着红肿和疼痛，一边记录临床数据。

40天后，资料收集完毕，彻底确认——这就是沙眼的病原体，困扰人类七十年的谜题，被他用自己一双眼睛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