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秦军后裔的血脉，如今，也只能在封闭山区的龙川一带，能够找到少量遗存。

赵佗秦军，是早期大规模进入岭南的中原汉族移民，为已知最早的“客家人”。现今，在广东，只有古龙川山区，还能找到秦军移民后裔，而在珠三角、广州，只能找到一些遗址而已。所以，说赵佗秦军，是已知最早客家人，也是有其道理的。

赵佗当年，为首任龙川县令。而龙川（今河源一带），作为粤东北的山地的要冲，地势相对封闭，为秦军南征百越地区的重要军事驻地。

因此，历史原因可以说，秦汉以降，虽然政权一直在更迭，但这里的移民族群脉络，仍得以相对封闭稳定地延续着。如今，龙川恰恰也是相对集中的纯客家县。所以，无论从历史演变上的“血缘直系”和“地域延续性”上来看，说赵佗秦军，是龙川早期客家人的先祖，也是站得住脚的地域史实。

相对来说，广州(番禺)自古为当地百越人的重要聚居地。再加之历代中原移民的长期注入，使得本地，历来都是商贸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因此，本质上就是个汉越民族融合的“大熔炉”。

珠三角地区，族群变化非常复杂，在历经两千多年来的历次大换血后——西晋衣冠南渡、唐宋海上贸易带来的万国来朝、宋末元初的惨烈屠城、明清的大规模族群流动……早期的秦军血脉，其实早已经被无数次的稀释、打散、融合得无影无踪，只能在空气里，找到一些历史尘埃了。

所以，如果抛开后世“客家-广府民系”的定义，单论“中原汉人南迁入岭南”这一迁徙行为。那么，赵佗秦军无疑算是，已知最早的外来“客家”移民，而非岭南珠三角本地的土著“主家”。

由此可见，自罗香林“客家五次大南迁的学说”，推广流行开后。大众和学界，长期的都把“客家人南迁”的历史，死死的限定在了“宋朝以后”。故而，罗香林先生的“客家人五次大迁徙”理论，成为了不可逾越的最大“思想钢印”，而无法撼动。

事实上，闽粤赣边区等山高林密，由于交通闭塞，外部战乱和商贸冲击较小。北方中原移民，在进入并形成宗族社会后，其语言、习俗和血统脉络，与进入珠三角大熔炉正好相反。它就会如同进入冰箱一样，像地质层被“封存”了下来一般，依然清晰可辨。

故而，“客家”主要是在封闭山区，幸存下来的、脉络最清晰的南迁汉人直系后裔；而珠三角流域，自古族群复杂，流行商贸文化。所以，长期处在历史风口浪尖里，人群融合得面目全非。

这也就是秦军后裔，仍能在客家人聚居的封闭性山区(龙川)，还能找到秦军后裔的遗留。而在珠三角这种，商贸人流变化大的熔炉性地区，只能找到秦军遗址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