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飞四趟美国，每次去都偷偷“扔”下一个亲闺女，自己再跟个没事人一样飞回来，继续端着茶杯准点打卡上班。
 
 
1978年的上海，上海图书馆外文采编部的靠窗位置，坐着一个年近五十的男人，桌上的编目卡片永远码得整整齐齐，铜镇纸压着半叠空白纸片。
 
 
同事们叫他老邱，公认的老实人，干活勤恳，开会缩在角落，话少到让人几乎忘了他的存在。
 
 
没有人能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副科级干部，正在暗中筹划一场横跨太平洋的家庭迁移。

 
他叫邱国渭，是邱清泉的儿子。
 
 
邱清泉这个名字，在当年的历史课本里出现时，前面总会带着“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淮海战役中被击毙”这样的定语。
 
 
1902年生于浙江永嘉，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来去了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抗战期间在昆仑关打过一场硬仗，因为打仗不要命，得了个“邱疯子”的外号。
 
 
1949年1月10日，他在陈官庄突围时被机枪扫中，胸前连中七发子弹，倒在了一片农田里，47岁。
 
 
那年邱国渭19岁，正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外语系读书。母亲叶蕤君带着弟弟妹妹往南逃，他自己也跟着走了三百多里路，到了福建。
 
 
可到了码头，他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对母亲说：“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继续读书。”
 
 
叶蕤君看着儿子，把船票攥了又攥，最后哽咽着说了一句：“那就好好活着。”
 
 
船开了，母亲带着其他四个孩子去了台湾。邱国渭转身回了上海，这一留，就是将近30年。
 
 
1952年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邱国渭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做外文书籍采编。那个年代，这份工作再合适不过，他只需要和不会说话的书籍打交道。
 
 
他把人生调成了静音模式，不交朋友，不争长短，像馆藏里那些外文旧书一样，安安静静地待在角落。
 
 
后来他结了婚，妻子据说姓袁，长相出众，是袁世凯的后人。两人育有三个女儿。妻子偏偏看中了这个老实巴交的图书馆员，婚后日子虽然清贫，倒也算安稳。
 
 
可风暴还是来了。60年代，邱清泉这个名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狠狠印在了他身上。妻子调任中学教师后，一次带学生下乡，染上重感冒，又因为害怕药物副作用拒绝治疗，小病拖成大病，人没等送到医院就走了。
 
 
三十多岁的邱国渭，一夜之间瘦得颧骨凸了出来，一个人拉扯三个年幼的女儿，既当爹又当妈，没在人前掉过一滴泪。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他的两个妹妹邱莉娜和邱莉娃，当时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通过多方渠道打听到了失联20多年的哥哥。
 
 
一封贴着联合国邮票的信，从纽约寄到了上海图书馆收发室，断了20多年的联系总算接上了。此后，邱国渭被推选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还当上了外文采编部副主任。
 
 
只有他自己清楚，这些头衔从来都不是他想要的。他在等一个机会。
 
 
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出境探亲政策一点点松动。邱国渭知道，他等的时刻到了。他递交了第一份赴美探亲申请，理由是探望年迈的母亲和久别的妹妹。
 
 
手续批得异常顺利，没人会怀疑这个一贯本分的老馆员。
 
 
第一次去美国，他一个人去，一个人回，按时返回上海，还带回了一摞外文图书资料。所有人都放了心，觉得这就是一次再普通不过的探亲。
 
 
没人知道，他这次去，已经悄悄给女儿们安排好了住处和入学门路。
 
 
半年后，他提交了第二次探亲申请。这一次，他带上了大女儿。到了美国，他把女儿安顿在母亲家里，转身买了返程机票。回到上海之后，照旧按时上下班，生活和从前没有分别。
 
 
有人问起大女儿什么时候回来，他说老人舍不得，多住些日子。没人多想，都觉得是人之常情。
 
 
又过了一年，第三次探亲，他带走了二女儿。一模一样的流程，一模一样的理由。他把二女儿送过去，又独自回来，图书馆里没人察觉出任何异常。
 
 
送小女儿那次是第四次，那年小女儿才17岁，在机场抱着妈妈不肯松手。邱国渭站在旁边，等她们哭得差不多了，才走过去把行李箱递到女儿手里。
 
 
这四次赴美探亲，前三次他都准时回了上海，单位里不少人甚至没反应过来，还以为他只是又去探亲了。直到第四个女儿也在大洋彼岸站稳了脚跟，他才开始处理上海的家当。
 
 
房子交还公家，家具送了邻居，书籍捐给了街道图书馆。最后剩下一个铁盒，里面是父亲邱清泉的老照片和几枚勋章，还有他自己这些年的日记。
 
 
他坐在空荡荡的屋里翻了很久，然后擦燃一根火柴，把日记一页页烧了。
 
 
从那以后，邱国渭再也没有回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