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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告我养的鹦鹉诽谤他索赔13万,我沉默收下传票,开庭那天我把鸟笼提进法庭,原告

原告告我养的鹦鹉诽谤他索赔13万,我沉默收下传票,开庭那天我把鸟笼提进法庭,原告席上他瞬间僵住了。

收到法院传票那天,我正蹲在阳台上给那只非洲灰鹦鹉“老八”铲屎。快递员隔着防盗门喊我签字,我手上还沾着谷壳,拆开一看——原告叫孙建军,住我楼下,告我养的鹦鹉对他进行“长期、恶意、有预谋的诽谤”,索赔十三万。

我当时第一反应不是生气,是想笑。老八站在架子上歪着头看我,嘴里突然蹦出一句:“孙建军,你媳妇儿跟人跑啦!”我赶紧捂它嘴,这话要搁法庭上放出来,我怕是得卖房赔钱。

但笑归笑,传票是真的,法院公章红彤彤的,由不得我不当回事。

我跟孙建军的梁子,其实结了好几年了。他住三楼,我住四楼,老八的笼子就挂在客厅窗边。这鸟是我三年前从花鸟市场捡漏买回来的,前主人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估计平时没少在车里听广播、打电话,老八学了一肚子杂七杂八的话。搬过来头一个月,它学会了对门老太太咳嗽的声音,学得惟妙惟肖,老太太还以为自己肺痨犯了,吓得去医院拍了个片。

但孙建军受不了的是另一件事。

他那时候刚离婚,媳妇儿确实跟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走了。这事儿整栋楼都知道,但大家默契地不提。偏偏老八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了这句话,大概是楼下大妈们聊天被它听了去,从此每天傍晚准时开嗓:“孙建军——你媳妇儿——跟人跑啦——”声音洪亮,字正腔圆,比新闻广播还清楚。

孙建军上来砸过两次门。第一次我赔礼道歉,给鸟笼罩了块黑布。第二次他直接报了警,警察来了也只能调解,说鸟学话不构成治安案件。孙建军气得脸发紫,指着我说:“你等着,我跟你没完。”

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没想到他真去法院把我告了。

诉状写得有鼻子有眼,说我“放任饲养动物对原告进行人格贬损”,导致他“精神抑郁、失眠脱发、无法正常社交”,还附了一份社区医院的诊断证明。十三万,精神损失费、名誉损失费、误工费,算得明明白白。

我没请律师。不是请不起,是觉得这事儿请律师都滑稽。我打电话给法院确认了开庭时间,然后把老八的笼子擦得锃亮,该喂喂该喝喝。邻居劝我:“你把鸟送走不就完了?跟这种人较什么劲。”我没吭声。说实话,我心里也打鼓,但总觉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认了。

开庭那天,我把鸟笼提进了法庭。法警拦了一下,我说这是“证物”,法官在庭上也没反对。老八进法庭的时候特别安静,黑豆眼滴溜溜转,大概是被那国徽和满屋子穿黑衣服的人震住了。

孙建军坐在原告席上,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看见我提鸟笼进来,嘴角还挂着一丝冷笑。等法官宣布开庭,他站起来念诉状,念到“被告饲养的鹦鹉长期对原告进行人格侮辱”的时候,老八突然在笼子里扑棱了一下翅膀。

然后它开口了。

“孙建军——吃饭啦——”

法庭安静了两秒。孙建军愣住了,我也愣住了。因为老八接下来的话,让我后脊梁一阵发麻。它用一种特别温柔、特别家常的语气,一连串地往外蹦:

“老孙,今天加班不?我给你留了饭。”

“降压药吃了没?别忘了。”

“闺女打电话来了,说下个月回来。”

“你那个腰,别老坐着,起来走走。”

整个法庭鸦雀无声。孙建军站在那儿,整个人像被抽了魂。他嘴巴张着,眼眶一点一点泛红,手里的诉状纸被他攥得哗哗响。

老八说的这些话,是他前妻的声音。

我后来才知道,孙建军前妻没走的时候,每天傍晚都在厨房窗口喊他吃饭。老八那时候还没学会“跟人跑啦”这种话,它先学会的是这些。一个屋檐下,鸟听人声听了两年,把女主人的语气、腔调、关心的内容,一字一句刻进了羽毛底下那点小脑瓜里。

孙建军慢慢地、慢慢地坐了下去。他没看我,也没看老八,盯着桌面看了很久。法官问他要不要继续陈述,他摆了摆手,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不告了。”

他走出法庭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提着鸟笼经过他身边,老八突然又冒出一句:“老孙,回家吃饭。”孙建军肩膀抖了一下,没回头,快步走了。

那天晚上我把鸟笼挂回窗边。楼下孙建军家的灯亮着,窗户开了一条缝。老八安安静静地啄着小米,破天荒没喊那句“跟人跑啦”。

我坐在沙发上想,这世上很多恨啊怨啊,其实底下压着的都是没消化掉的念想。孙建军告我,未必是真的恨那只鸟,他可能是受不了——一只鸟都记得的事,他拼命想忘。

第二天早上,我听见楼下有动静。探头一看,孙建军在阳台上摆了一盆绿萝,正拿着喷壶浇水。他抬头看见我,表情有点别扭,但没躲。老八在笼子里扑腾了两下,清脆地叫了一声:“早啊——”

孙建军愣了一下,嘴角动了动,极轻极轻地回了一句:“早。”

十三万的官司,就这么散了。法院没下判决,孙建军主动撤了诉。后来他在楼道里遇见我,递了根烟,闷声说:“那鸟……你好好养着吧。”

我接过烟别在耳朵上,笑了笑:“它最近学了个新词儿,你要不要听听?”

他连忙摆手:“别别别,我怕了它了。”

我们俩都笑了。那是搬过来三年,我第一次看见孙建军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