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耿彦波被公开约谈。
当场作出检讨，认领守土失职的责任。
两个月后，省级诫勉谈话再度到来。

按常理两次问责压下来，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收手。工程缓一缓，风头避一避，等上级气顺了再推进。

可大同的改造工程没停。

城墙接着修，棚户区接着拆，云冈石窟景区接着升级。就像人刚挨了两巴掌，抹把脸，接着埋头干活。

这反应反常。

不是评判他做法的对错，是这反应不符合常理。不合常理的事，背后必有缘由。

他或许算过一笔账，工程停下来的代价，远比继续推进的代价大得多。古城墙修到一半撂在那儿，比从未动工还难看；棚户区拆了一半不再重建，老百姓住哪里？几十万人等着安置，你停了，他们骂的就不是之前的问责，是烂尾的民生工程。

说白了，他赌的不是自己能全身而退，是赌这件事根本停不起。

这不就是普通人踏实干事的模样吗。你手上那摊子活，停一天就烂一天。领导批评你，你认；但手里的活不能停，停了没人替你收拾残局。

2011年3月那场诫勉谈话，距离上次约谈不到60天。

60天，足够一个热火朝天的工程变成一地鸡毛。也足够一个人想通透：有些责任，认了也就认了，该干的事还得干。
数年后，大同城墙重新矗立起来，古街规整有序，几十万人从危房搬进安居房。文旅产业红火了，游客来了。

可耿彦波退休时，职级停在正厅级。
没能升上副部。

这事耐人寻味。职级表上，他没往上走；但大同的土地上，实实在在留下了东西。城墙立在那儿，安居房立在那儿，搬迁的百姓都记得自己原先住在哪里。

接连两次问责之后仍敢往前冲的人，才有可能让一座城市彻底变样。

要是当时工程停了，今天的大同会是什么模样？

没人知道。

但我清楚一件事：职级表记不下的，城墙替它记得。耿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