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武昌起义枪响，远在海外的孙文未急于归国，而是辗转欧美筹措革命经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困局如附骨之疽，军队无饷可发、政务难以维系，孙文不得不将目光投向近邻岛国，开启数次艰难借款谈判。

最早的借款尝试直指紧急军饷。1912年2月，孙文、黄兴为支撑北伐，计划以租让满洲为条件，向岛国求取1000万元借款，意图“以武力扫除北京势力”，确立共和政体，此事载于《森恪致益田孝函》（三井文库藏）。不料岛国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坚决反对，认为满洲是岛国凭战功所得，无需金钱收买，谈判就此夭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对此有详细考证。

国内困局愈发严峻，孙文又尝试以实业为筹码借款。卸任临时大总统后，他专注铁路建设，1912年与岛国“实业之父”涩泽荣一达成协议，合办“中国兴业公司”，资本定额500万日元，拟借外资修筑20万公里铁路。期间孙文还联络东京七家小银行磋商借款，却因国内局势突变屡屡受阻。为何孙文愿以实业权益为代价，也要向岛国筹措资金？

答案藏在革命的生死困境中。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可供支配的税收甚至不足以支付总长薪金，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曾如实呈报。孙文在《复章太炎函》中坦言：“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年内无巨宗之收入，将且立踣”（《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5页）。除政治筹码外，他也借助民间力量，张謇曾以大生纱厂资产为担保，向岛国三井洋行借款30万日元，缓解燃眉之急。

借款之路从未平坦，多数尝试终成泡影。孙文委托日人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中途取消，以全国赋税为担保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150万英镑的提议也遭拒绝，仅从岛国大仓洋行获“苏路借款”300万元。1913年宋教仁案爆发，孙文紧急中断岛国借款洽谈，归国发动二次革命，此前的借款筹备尽数搁置。

这些借款尝试常被争议，却藏着革命的无奈抉择。孙文并非甘愿出让权益，而是在“枪膛无弹”的绝境中寻求破局之机。他曾说革命需“外交与财政并行”，向岛国借款便是这种思路的实践。若当年借款成功，近代中国的革命轨迹会发生改变吗？ 历史没有如果，唯有这份在困局中求存的坚持，留待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