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适逢范长江西北考察90周年。11月，“范长江西北考察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九十周年纪念展”在北京中国新闻大厦举办。此次展览共计整理300余件珍贵历史照片、手稿、地图及多媒体展项，展览分为“志存高远”“永不磨灭的足迹”“书写中国新闻史灿烂新篇章”“中国的西北角 沧海变桑田”“不尽长江滚滚来”五个部分，展现了范长江艰辛曲折而不懈奋斗的新闻工作历程。

范长江，1909年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县田家乡赵家坝村，原名范希天。范长江与其子范东升，皆与中新社渊源深厚。1938年10月，在周恩来、李克农领导下，范长江、胡愈之、邵宗汉、孟秋江等著名报人，在长沙成立国际新闻社。1952年，中央在筹备成立中新社时，最初的设想是，“扩充并加强国新社”。作为国新社首任社长，范长江参与了筹备中新社的一些工作。

范长江之子范东升是中新社资深编辑、记者，亦是国内早期的知名传播学者之一。1991年，范东升受聘担任中新社专稿部主任。1994年，他创办《华声月报》杂志，任社长兼总编辑。1997年，该杂志与美国华渊网合作创办《华声报》电子版，这是中国最早的媒体网站之一。

范东升依据20世纪30年代原版对全书进行整理、校勘与增补，2025年推出《中国的西北角（勘注增补本）》。该书除收录《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全书外，还增入范长江所撰“红军与长征”系列文章及多篇西北评论、绥远抗战述评，令读者得以一睹当年“历史初稿”之全貌。

2025年11月17日，“范长江西北考察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九十周年纪念展”现场，范长江之子范东升（左一）向中新社原社长章新新（左三）、中新社特稿中心原主任王丹鹰（左四）等介绍展览内容。摄影/本刊记者 胡默达

难以被定义的“元文本”

1935年7月14日，时年26岁的青年记者范长江从成都出发，踏上中国西北考察之旅。至1937年2月11日完成延安访问，范长江在西藏、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旅行超过310天，行程超1.2万里。他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发表大量署名“长江”的旅途通讯，凝结成《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两部载入中国新闻史的经典之作。

《中国的西北角》与《塞上行》在初生之际，生命力已显现。前者再版9次，后者印行6版，成为当时出版界的“顶流”，影响力甚至远达海外。著名国际记者爱泼斯坦曾回忆：“给我留下印象的第一位中国记者就是长江（那时我还不知他姓范）。那是在他的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发表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从斯诺那里先听到这些文章，后来又看到了其中译成英文的几篇。当斯诺发表《西行漫记》时，我心中便有这样一个念头：长江的文章，可能是促使斯诺产生去了解和报道中国红军的愿望的原因之一，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两部伟大作品罕为人知的隐秘关联，共同指向其时中国无法回避的大问题：红星何以照耀？

翻阅《中国的西北角》，会发现这是一部难以被定义的“元文本”。它是新闻通讯，也是旅行通讯和报告文学，散发着新闻特稿和非虚构写作的早期味道。深入其间，记者心灵成长的轨迹亦被忠实录入。范长江夫人沈谱曾如此概括西北行之于范长江的精神意义——“他终于从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变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2025年，范长江之子范东升依据20世纪30年代原版，推出《中国的西北角（勘注增补本）》。图/受访者提供

这种转变何以发生？首先要溯及范长江西北行的初心。他在《从〈中国的西北角〉到〈塞上行〉》中写道，红军北上抗日，“我想搞清楚这一个全中国人民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我自己关心的大问题”。清晰的问题意识，是范长江得以克服艰难险阻，启动并完成西北行的不竭动力。

西北行之前，范长江并非《大公报》的正式记者。为能成行，他与《大公报》谈成为其写旅行通讯的条件——“不要出差旅费和工资，只要稿费”“只要给我一个证件，一个名义，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就行了”。在此微薄支持下，年轻的范长江携一本《读史方舆纪要》，开始了西北求索与冒险之旅。

等待在前方的，是自然界的风刀霜剑与人世间的满目疮痍。在川西翻越大雪山雪宝顶时，经历呼吸困难且眼见同伴“倒地且死，急施以药，强扶之始能行”；在内蒙古骑骆驼躲避日本特务机构，途中于茫茫沙漠中坠驼受伤，失去知觉十几分钟；在西安事变后，冒死穿过重重关卡“到西安去”。这一路，范长江亲见鸦片泛滥，地方政府横征暴敛，民众生活凋敝不堪。他在书中这样描述记者的使命：“记者本亦视生命如草芥之人，惟总觉得必须保持生命到能完全将观察所得报告给读者为止，始不负此一行。”

“天真的给予者”

西北行令范长江领悟到“生存哲学”的要义，进而用生存角逐的视角审视其时的政治博弈，并从中发现新的力量。他在《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写道：“在这样闭塞的地方，仍然表示着中国政治的两大分歧。从现状中以求改进，与推翻现状以求进展。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这段话实则将国共置于平等较量的位置上，在当时主流政治语境中颇具前瞻性。

在四川平武和甘肃哈达铺，范长江两度与红军长征路线相交，其后写出首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后来，他又在西安至兰州一线采访，特别考察红军长征路线所经的庆阳、天水、甘谷一带，在此期间完成《陕北甘东边境上》《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等文章，广受读者关注。

1937年初，周恩来在西安见到范长江时说：“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讶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

范长江是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以及公开报道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第一位中国新闻记者。1937年2月9日，他在博古、罗瑞卿陪同下抵达延安，当晚在凤凰山窑洞里同毛泽东竟夜长谈。他后来回忆：“在延安，毛主席教导我一个通宵，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

以“提出问题”开启西北行的范长江，从此逐渐走向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而“解决问题”的道路，并矢志不渝。

当年11月，范长江与恽逸群、羊枣（杨潮）等同仁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第二年10月，范长江离开《大公报》，在长沙与胡愈之、邵宗汉等新闻界同仁发起成立国际新闻社。1939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经中共中央批准，范长江在重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思考者、书写者、信仰者与行动者。

1938年与范长江在武汉和长沙有一段交集、几近成为国新社社友的黄仁宇，多年以后作为知名历史学家，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怀念范长江：“他的好友称他为‘范孩儿’，这绝无贬损之意，因为后来我听到这个外号时，他的新娘也在场，就是沈谱小姐。天真事实上是范长江的特质之一，他对同伴始终如一的信心更是难能可贵，更何况他曾经历及克服过许许多多的挫折艰辛。”

黄仁宇这样评价范长江和当时文化新闻界的一些共产党人：“他们都是给予者，不是接受者。每当大我的运动需要集体努力时，他们就立刻去做，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当共产党员一定是在实践他们自身的信仰。”

那是一个烽火连天、国破山河碎的时代，也幸而是一个“天真的给予者”成群结队而来的时代。

作者：李双南

编辑：黄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