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攻破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构筑的两大江防要塞后，太平军水陆损失惨重，水师几遭全歼，陆师亦死伤过万，在这种极端不利的情况下，驻田家镇和蕲州的太平军不得不先后往东撤退，从而使湘军顺利打开了东攻九江的大门。

但太平军在长江北岸的黄梅、广济一带仍有重兵布防，且后续增援部队也源源不断开至。与之相持的荆州右翼副都统魁玉部以及扼守黄州一带的湖广总督杨霈的湖北绿营，战力都稀松平常，尤其不耐苦战，而长江南岸的防务则较坚固，塔齐布、罗泽南两军皆是湘军精锐，因南岸已无太平军一兵一卒，因此塔、罗二部均处于无用武之地。

针对这一情况，曾国藩与幕僚们商议后决计：“先剿北岸，次清江面，以图攻克九江郡城”。

为此，他重新调整了部署，命塔齐布、罗泽南两军北渡，攻打黄梅、广济等处。这样，就可以粉碎太平军由北岸趁虚西进的企图，威逼武汉。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中旬，湘军与太平军经过几场恶战，不仅迫使太平军退出黄梅、广济等地，甚至与九江城夹江对峙的小池驿要塞的太平军驻军也不得不主动撤走，从而为湘军水陆师直接围逼九江城廓清了道路。

早在当年十月下旬，湘军水师趁田家镇、半壁山大捷，九江以上的江面已无太平军水军的一船一筏，毫无阻挡地进泊九江附近的江面上。太平军驻九江的舟师奋起迎战，湘军凭借坚船利炮虽获得胜利，但自身“伤亡亦殊不少”，甚至有船毁人亡的惨剧发生。曾国藩在奏折和家书中称之为“苦战”。十一月初湘军的战况大不如前，水师不仅折损了不少水勇，且部分舰船也遭损毁，因为太平军吸取以往教训，发明了一种全新战术。正如曾国藩在奏折中说：“每夜以火球、火箭近岸抛掷，使师船无处停泊。.....又连日雨雪交加，师船泊中流则为风波所撼，泊岸边则为陆贼所扑。臣反复筹思，不得所以破之之法”。

这表明，与武昌、田家镇两场战役相比，太平军痛定思痛，在战斗力和战术两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和变化。

这一变化绝非偶然。吸取武汉、田镇两次大战惨败的教训，太平军对湖口、九江之战做了精心准备，采取了有针对性且有力的措施。首先，建立既可以独立作战，又可以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在加强九江、湖口两城的防御设施之同时，为了弥补两地相距数十里、中间又被鄱阳湖入江水道阻隔的地理短板，太平军在湖口对面的梅家洲构筑木城两座，并在水面扎泊两大木簰，上面架设火炮，并派兵置守。这样，就可以人为缩短湖口、九江之间的距离，东与湖口就近相互应援，西与九江遥相呼应，使三地联为一体。

其次，太平军重新打造了大冶水师。一反过去强征民船做战舰，企图以数量取胜的方针，在安庆招集大量能工巧匠，仿照湘军战船样式，昼夜轮班，短时期内山寨出大量各型舰船，使太平军水师“死灰复燃”且脱胎换骨，也可称为面貌焕然一新。正如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报中所称：“该逆水中屡次大败，皆因民船太多，民间甚少，纯用大小战船，抵死抗拒，又以两岸及洲中营盘、木簰互相保卫，局势为之一变”。

石达开

再次，加强了领导层。用石达开替换秦日纲。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中罕见的军政双优之才，他谋勇兼具、 指挥果断、在军中具有崇高威望，用他替代骁勇寡谋的秦日纲，战场形势为之一变。石达开接到任命后，即将大本营由安庆移驻湖口，以便就近指挥。同时，以悍将罗大纲镇守梅家洲，林启容扼守九江。最后，在排兵布阵上，一改过去呆板少变，只知一味内线死守的消极防御之策，石达开既注意内线防御，又不时以机动灵活的方式，择机做出战术性出击；同时，积极寻找、捕捉战机，竭力抓住湘军的失误的软肋，在外线展开战略性进攻。

经过训练后的太平军水师一反之前的不堪之态，因将领的有效领导和士兵的充足作战经验而机动灵活捕捉战机，给了湘军很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