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5年冬，幽州城外寒风刺骨。唐太宗李世民看着身边残存的将士，战袍破烂、面带饥色，胯下战马十去其九，不由得握紧了拳头。几个月前，他意气风发地率军出征高丽，临走时对留守的儿子许诺：“等下次见你，再换这件袍子。”可如今，袍子早已磨破，辽东城的胜利果实却没能守住，安市城的坚壁清野，终究让他的速战速决成了泡影。

东北方向的高丽，就像一根扎在中原王朝心头的刺。隋炀帝三征高丽，耗空国力、引发民变，最终身死国灭；唐太宗亲征，带着贞观盛世的家底，却仍铩羽而归；可几十年后，唐高宗李治，这个看似“平庸”的帝王，却联合新罗一举灭掉高丽、百济，彻底解除了东北威胁。

三代帝王，三次征伐，为何结局天差地别？这场跨越隋末唐初的“东北之战”，藏着战争与治国的深层逻辑。

一、隋炀帝三征：百万大军的豪赌，赌输了整个王朝

隋朝统一后，高丽已成为东北地区的霸主，不仅强迫周边小国臣服，还暗中插手中原事务，成了隋王朝的潜在威胁。但真正让隋炀帝下定决心征伐的，还有他骨子里的好大喜功——他想超越父亲杨坚，建立“天朝上国”的绝对权威。

一场不计成本的“远征狂欢”

大业七年（611年），隋炀帝下诏征调天下兵马，聚集涿郡的兵力竟达113万之多，再加上运粮的民夫，总人数超数百万。为了这场战争，山东、河北成了军事基地，民夫们昼夜不息地打造战船、运送粮草，“天下死于役而实伤于财”。更要命的是，当年山东、河北还爆发了大水，淹没三十余郡，百姓流离失所，可征调却丝毫没有停歇。

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在民间流传开来：“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这首诗道尽了百姓的绝望，也预示着一场风暴的来临。

三次出征，三次惨败

大业八年（612年），第一次远征正式打响。陆路三十万隋军渡鸭绿江，高丽兵佯装败退，将隋军诱至平壤城下围歼，最后仅2700人逃回辽东；水路来护儿的江淮水师刚登陆平壤郊外，就遭伏兵突袭，狼狈败退。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卷土重来。可就在战事胶着时，贵族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叛，打出“救黎民之命”的旗号，各地百姓纷纷响应。隋炀帝大惊失色，急令撤军回师平叛，第二次征辽不了了之。

大业十年（614年），已是内外交困的隋炀帝仍不死心，第三次亲赴涿郡督师。这次来护儿的水军直逼平壤，高丽王高元见隋军虽疲但仍有战力，加上自身也损失惨重，只好遣使乞降。隋炀帝见好就收，带着“胜利”的虚名罢兵而归。

战争的代价：王朝崩塌

三次征辽，耗尽了隋朝的国力。山东、河北的民变早已燎原，王薄、窦建德等起义军势如破竹；贵族、官吏也纷纷倒戈，天下大乱。大业十四年（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宇文化及弑杀，强盛一时的隋朝，最终亡在了对高丽的执念里。

隋炀帝的失败，从来不是“打不过”，而是“不该打”——在百姓困苦、国库未足的情况下，用百万生灵豪赌帝王的虚荣心，最终只能是“国破家亡”。

二、唐太宗征辽：贞观盛世的底气，败给了现实的骨感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一直对高丽耿耿于怀。一方面，高丽占据辽东，威胁东北边境；另一方面，他也想洗刷隋朝征辽失败的耻辱，建立更辉煌的功业。但他比隋炀帝谨慎得多，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一场“速战速决”的幻想

644年，唐太宗下定决心征辽。他吸取隋炀帝的教训，兵力控制在20万以内，还反复强调“不伤百姓”。出发前，他对留守的儿子李治说：“等我回来再换这件袍子”，信心满满地认为此战能速战速决。

次年五月，唐军顺利攻下辽东城，士气大振。可当大军推进到安市城时，却遭遇了顽强抵抗。高丽动员15万人驰援，还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将几百里内的人口、物资全部转移，让唐军无法就地补给。

从意气风发到无奈撤军

夏天过去，秋天来临，东北的天气越来越冷，唐军的粮草也渐渐告急。唐太宗始终不肯换那件早已磨破的袍子，他说：“将士们的袍子都破了，我一个人怎么能穿新的？”可感动归感动，现实却很残酷。

九月，唐军被迫撤军。一路上，寒风刺骨，粮草匮乏，士兵伤亡惨重，等回到幽州时，战马只剩下出发时的五分之一。这场远征，唐军虽攻下数城，却没能灭掉高丽，反而损兵折将，成了唐太宗心中的一道伤疤。

回京后，唐太宗派人重修魏征的墓碑，亲自慰问他的家人——如果这位直言敢谏的大臣还活着，一定会阻止他这场冒险。他终于明白，高丽不是“速战速决”能拿下的，辽东的遥远距离、复杂地形，以及高丽人的守城能力，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

三、唐高宗灭辽：务实的联合，终破东北百年威胁

唐太宗死后，唐高宗李治接过了征辽的接力棒。他没有父亲的雄才大略，却有着难得的务实与隐忍。他明白，单凭唐朝一己之力，很难短期内灭掉高丽，于是制定了“联合夹击、持久战”的策略。

借力打力：联合新罗，孤立高丽

高丽与百济结盟，共同打压新罗，而新罗一直向唐朝称臣。唐高宗抓住这一点，决定与新罗联手，先灭百济，再夹击高丽。显庆五年（660年），唐军渡海攻打百济，很快攻破其都城，百济灭亡。

百济的灭亡，让高丽失去了重要盟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唐朝趁机在百济故地设立都督府，作为进攻高丽的前沿基地，与辽东的唐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稳扎稳打：耗尽高丽国力

此后几年，唐军采取“骚扰+蚕食”的策略，不断出兵袭击高丽的城镇、粮道，让高丽疲于奔命。高丽内部本就矛盾重重，连年战争更是让国力空虚，百姓怨声载道。

乾封元年（666年），高丽权臣泉男生兄弟内斗，泉男生向唐朝求援。唐高宗抓住这个绝佳时机，派李勣率领大军出征，与新罗军队联手，对高丽发起总攻。唐军一路势如破竹，最终在总章元年（668年）攻破高丽都城平壤，高丽灭亡。

一战定乾坤：解除东北威胁

唐高宗灭掉高丽、百济后，在其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将东北大部分地区纳入唐朝版图。与此同时，唐军还在白江口大败前来支援百济的日本水军，彻底断绝了外部势力干涉朝鲜半岛的可能。

这场胜利，不仅解除了中原王朝来自东北方向的致命威胁，还促进了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大量朝鲜留学生、僧侣来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为东亚文明的融合奠定了基础。

四、三代帝王的对比：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靠蛮力

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的三次征辽，结局迥异，背后是三种截然不同的战争逻辑：

隋炀帝：好大喜功，透支国力

他的征辽，是“面子工程”大于实际需求。不顾百姓死活，不计成本地投入百万兵力，最终不仅没能拿下高丽，反而引发内乱，葬送了王朝。这证明：战争从来不是帝王虚荣心的赌注，脱离国力、违背民心的战争，注定失败。

唐太宗：意气用事，策略单一

他有贞观盛世的家底，也懂得体恤百姓，却犯了“速战速决”的战略错误。辽东的遥远距离、复杂地形，以及高丽人的守城能力，都超出了他的预期。这说明：战争不仅需要实力，还需要精准的战略预判，仅凭意气风发，很难战胜现实的骨感。

唐高宗：务实隐忍，借力打力

他没有父亲的豪情，却懂得“联合盟友”“持久战”的智慧。通过联合新罗孤立高丽，再以稳扎稳打的方式耗尽其国力，最终一战成功。这揭示：真正的胜利，往往不是靠蛮力，而是靠策略、时机和耐心。

五、历史回响：战争是手段，不是目的

三征高丽的历史，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是：战争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隋炀帝把战争当成炫耀权威的工具，唐太宗把战争当成证明功业的途径，都没能成功；而唐高宗把战争当成解除威胁、维护稳定的手段，最终达成了目标。

从隋末到唐初，这场跨越几十年的东北之战，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与另一个王朝的鼎盛。隋朝因战争而亡，唐朝因战争而强，差别就在于：是否懂得量力而行，是否懂得顺势而为。

如今回望这段历史，我们能明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靠穷兵黩武，而是靠稳定的内政、繁荣的经济，以及审时度势的智慧。战争可以赢得一时的胜利，但只有民心所向、国力强盛，才能赢得长久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