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在朱元璋亲自主持下，明朝进行了第一次开科取士，一共120位进士脱颖而出。当中一位来自广东的优秀青年在殿试决赛圈，拿了一个不错的名次，这个人叫孙蕡。

为什么要专门写一下这个无名人物呢？

这个人与宋代苏轼颇有七分神似。不同的是，孙蕡有苏轼之才，但没有东坡之命。同样是具备超然性格和超世之才，因生活的土壤不同，最终长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

孙蕡，广州顺德人，生于至元三年。他出生的时候，元朝还勉强是一部正常运转的机器。

十多年后，到了至正十一年，元朝高层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可能是武力征服了世界，把地面上的人都打服了，“斗天斗地”的性格习惯了，忽然没仗可打，觉得无聊，就想治一治黄河。

人一旦无聊，铁定是离作死不远。

“治黄”一事在古代可不是闹着玩的，难度不亚于给“太平洋按锅盖，给珠穆朗玛峰装电梯”。

历代统治者“谈黄色变”讳莫如深。究其原因就是工程量太大，耗费人力太多，把数十万聚在一起，容易出事儿。

历史上唯一一个敢动黄河的是汉明帝，他在位时期搞的“王景治河”相当成功，其他帝王全都嘴上喊着说要“治黄”，但身体很诚实，从来不碰。

元朝是外来户，不懂其中的利害关系。一次征发15万劳工强行治黄，准备开通一段“临清至须城”的水路。

正是这个不靠谱的决定，给了白莲教舵主韩山童和刘福通机会，二人在河北白鹿庄聚众反了，打响了元末农民起义的第一枪。

韩山童和刘福通一反，元朝统治秩序立刻分崩离析。原广东都元帅何真就地割据，成了一名地方军阀。

何真这人贼精，他没有政治野心，最大的理想是关起门当一个军阀。天下经历了反元农民战争以及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互撕，他静观其变，不站队不表态。

等他们斗完了，谁都赢了，自己就跟着谁混。

1368年，局势已经相当明朗。朱元璋得天下，已是志在必得。当朱元璋派廖永忠南征福广时，只用了一份劝降信，何真就奉上关防和印信，投降了明朝。

廖永忠来信，何真得回信。其实，回信就是一种政治谈判。何真是武夫出身，找了居住在广东的孙蕡代笔，给廖永忠写了一封回信。

当年的回信已无从考证，但史书给予这封信非常高的评价。廖永忠平定岭南，没杀一人，孙蕡居功至伟。

廖永忠看到信后，立刻对写信的孙蕡来了兴趣，班师回朝时，把孙蕡一块带回京师，成了自己的专职秘书。

孙蕡有才，自然不满足于给一个勋贵当秘书。于是，报名参加了洪武三年庚戌‌科举。一次成功，考上了进士。随后被安排到工部织染局，再下放安徽虹县担任主簿锻炼。（县办公室主任兼分管财税）

有了廖永忠这位勋贵加持，孙蕡很快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

洪武四年，朱元璋在批阅奏章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廖永忠的奏章水平写得不如从前，就随口问了一句。

——嗌，你的奏章水平越来越水。

廖永忠如实回答说，臣这一年的奏章，全是虹县主簿孙蕡给代笔写的。

朱元璋一听，大明王朝有这等人才，放在外地实在可惜。不久，孙蕡应召回南京，入职翰林典籍，跟乐韶凤、宋濂等十位当世大家一起修撰《洪武正韵》。

按理说，孙蕡这一步走的相当不错，等于进了国办智囊团。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孙蕡后半生的悲剧。

廖永忠，出事了。

洪武七年，廖永忠因“瓜州沉船淹死小明王”和“僭用龙凤”等事被查。洪武八年三月，被朱元璋赐死。

曾是廖永忠秘书的孙蕡虽然没被查出事儿，但因此被朱元璋剔除了重用名单。

洪武九年，孙蕡再一次被下方四川监督祭祀，后转任平原县主簿。等于说，在翰林院智囊团转悠了五年，啥好处没捞到，职务保持不变。

对于来自金字塔顶尖的打压，孙蕡倒是没有太在意，本身他对政治就没有太多热情，在下放平原县期间，常与朋友一起饮酒赋诗，俨然如“五柳东坡”在世。

孙蕡想过田园生活，可远在京师的朱元璋对这个逆贼余孽并不放心，仍然对孙蕡采取严密的监视。后来，有人举报孙蕡于洪武四年任职工部织染局时，存在工作失职。

这一弹劾举报，孙蕡连平原主簿也没得干了，被罚去南京修望都门城墙做苦力。

这一回对孙蕡的处罚，多少带有一点清算“廖永忠一党”的政治味道。洪武四年，孙蕡刚考上进士一年，他能负责什么大事要事呢，这不相当于抓了一个懵懂小白来顶事。

你不得不服孙蕡的胸襟豁达，当苦工仍不以为然，继续苦中作乐，一边干活，一边写民谣，带着工友一起传唱。

毕竟是在朱元璋脚下，孙蕡带领工友唱歌的事迹传到朱元璋耳中。

起初，朱元璋以为他是在歌以咏志，借助歌谣宣泄心中不满。让人把孙蕡叫来，当面把创作的民谣唱给自己听。

一听全是歌功颂德，赞美主旋律的内容。朱元璋美了，见这厮劳动反省成效明显，就把他赦免，革除一切功名，遣返回乡。

有时候，生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代，有才是一种不幸。

孙蕡之才，世人皆知。廖永忠死后，胡惟庸也很欣赏孙蕡。经过元朝90年统治，文化遭到剧烈破坏，能产出孙蕡这种大才，实属凤毛麟角。于是，孙蕡跟胡惟庸有了一些千丝万缕的来往。

倒霉的是，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也被杀了。幸运的是，孙蕡暂时并没有受到牵连，可能胡惟庸案级别太高，孙蕡这等小卡拉米不在最开始关注范围。洪武十五年，孙蕡被朝廷再度征召去苏州任主簿。

他前脚刚到，后脚大明王朝开始了一场“肃清胡惟庸流毒”运动，官服还没穿热乎，罢免的文书就到了——孙蕡，辽东戍边。

就这悲催经历，是不是已经够惨了？早着呢。

九年后。洪武二十六年，蓝玉出事了，因谋反被夷诛三族。在抄蓝玉家时，锦衣卫发现了一副字画，顺藤摸瓜一查，是孙蕡的真迹。原来，蓝玉也喜欢孙蕡的书画，就托人找孙蕡要了一副，视如珍宝，挂在书房。

最后，这幅画成了一张索命符，孙蕡被打成了“蓝党”。

孙蕡被杀前，朋友纷纷劝他上书自辩。或许是对世间人性和政治心灰意冷。孙蕡愕然长叹——罢了，不辩了。留下绝命诗一首，坦然赴死。

有时候，很多人共情于朱元璋的“出身、铁腕”。一个人出身再低，绝不是暴力杀戮的正当理由。朱十六出身再低，好歹他有运气加持，替儿孙谋了276年富贵。

可那些在铁腕之下，冤死的无名小人，他们找谁共情去？

更可悲的是，“孙蕡之死”意味着，“诗”这种自汉魏至唐朝五代流行的文学体裁，就此绝迹于历史舞台。他之后600年，诗再也没有盛唐的味道，史书这样评价孙蕡的诗歌造诣：

五古（孙蕡）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歌行尤琳琅可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