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聊69年陕西宝鸡破获的一起苏联间谍案，文章最后提到了1977年拍摄并上映的一部电影《熊迹》。

事实上，《熊迹》这部电影本身也是根据我国破获的一起苏联间谍案改编来的。这起间谍案就是有名的“李洪枢间谍案”

《熊迹》这部电影的剧本创作出来后，是由当时公安部作家王文林亲手改编的，而王文林则在1974年给《人民日报》写过一个通讯稿，专门介绍公安人员破获克格勃一手制造的“李洪枢案”。

不过，基于保密的原则，当时这篇通讯稿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些情况，其中深层次的破案经过则讳莫如深，而且这些案件的细节在当时时刻意采用了隐晦的表达方式。

比如，李洪枢本人被捕其实是在1972年，而不是1974年。

那么，李洪枢间谍案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1969年中苏爆发了珍宝岛战役，双方关系进一步的恶化。

与此同时，苏联情报部门为了了解中国的情况，向中国派出了不少间谍，由于之前苏联情报部门从来自中国的一部分偷渡人员中获取过我国有关情报，因此他们向中国派出的特务，多数也是从中国偷渡到苏联的那一批人。

之前我们提到过的王常玉，就是其中之一。

王常玉潜入中国之前，就接受过苏联情报部门的学习训练，使之掌握一定的间谍技能，如收发报、射击、格斗等，并且针对他们离开中国时间比较长的特点，还有针对性的让他们阅读《人民日报》等一些书刊报纸。

李洪枢的情况，与王常玉差不多。

1972年6月，我国新疆边防部队在一次巡逻过程中，在国境线我方一侧发现了一个刚被吃完的食品空罐，立刻引起了我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考虑到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公安机关判断这可能是非法入境的苏联间谍留下来的，而这个人很可能已经成功潜入。

案子上报后，引起公安部高度重视，并立即向全国各个公安机构下发了协查通报，要求各方面注意潜入的苏联间谍。

协查通报下达后，果然收获了奇效。

同年6月29日，公安机关在黑龙江宁安县抓获了一名可疑分子，经过审讯后，得知此人名叫李洪枢，黑龙江双鸭山人。

李洪枢一开始十分抗拒，后来才在公安机关审讯下交代了情况。

按照李洪枢的说法，他是1967年4月“叛逃”到苏联的，当时是为了探亲，因为他的哥哥嫂嫂侄子早年就是偷越边境到了苏联。大约是1970年左右，他游荡到了莫斯科附近。

不久之后，李洪枢就被苏联的情报机关给盯上了。

之前我们讲王常玉案时，就已经介绍过这种流程，李洪枢在这一点上和王常玉差不多，他们两人在苏联都有亲属。李洪枢后来被捕之后拒不交代，也是因为他有亲属在苏联，苏联情报机构以他们亲人的性命相要挟。

李洪枢在苏联接受了两年间谍培训。

1972年6月5日，李洪枢被苏联送至新疆中苏边境，他从布尔津偷渡入境，而边防部队在边境线上发现的那个罐头盒，其实就是他的杰作。

不过，李洪枢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自己才入境20来天，就会被我公安机关注意并抓捕。李洪枢自己也没想到，当时我国的公安机关已经考虑到，要经李洪枢之手对苏联做逆向的情报工作。

李洪枢从潜入到被捕，前后仅有20天（甚至还不如王常玉）苏联方面其实也没有想到，李洪枢会这么快被捕。

无形之中，这也为我们操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当时，中央对李洪枢案十分重视，周总理甚至亲自出面指挥，时任公安部部长李震任专案组组长。

不过，李洪枢一开始并不愿意配合，甚至对专案组提出“戴罪立功”的办法也嗤之以鼻，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自己犯罪，又何来“戴罪立功”。

专案组办案人员并没有急躁，而是通过感化教育，耐心的劝说李洪枢，并同他生活在一起，从他日常生活关照他，陪他一起吃、一起玩儿。

慢慢的，李洪枢不再抗拒，而是陆续交代了自己的情况，并表示愿意配合我公安机关从事反间谍工作。

图|左面是苏联的情报人员，右面是李洪枢

专案组当时定了个计划上报中央，为了让李洪枢充分获得苏联的意见，为他提供一部分真实的情报到苏联，当然这部分真实的情报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某某的职务任命，本来应该登报公示，但专案组通过李洪枢提前三天告知苏联。

大部分提供给苏联的情报，都是虚虚实实，真假参半。对我方当然是没什么影响，但却能令苏联情报机构加大对李洪枢的重视。

报告递上去以后，中央有关领导人都陆续在报告上批示，最后递到周总理手中，周总理最后在报告上批了一句话：

“不妨一试。”

有了周总理的批示，专案组也安心了不少，为此还专门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

为了营造李洪枢仍然在自由活动的假象，专案组故意在北京将这些假情报传递出去，但却带着李洪枢直奔中苏边境的甘南县，因为根据李洪枢的供述，这是他与苏联方面约定的接头地点。

当时有人提出反对，认为贸然押送李洪枢去甘南县太危险，毕竟甘南距离苏联并不远，而且李洪枢本人也很不老实，万一看管不严，逃了怎么办？

专案组就此事专门进行了讨论，最终还是决定，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去甘南一路上都十分顺利，李洪枢也顺利与苏联方面情报机构接上了头，苏联情报机构告诉他，给他安排的电台以及活动经费已经放在了北京香山某地。

一行人从甘南返回后，顺利的在香山某地起获了一个水泥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部电台以及1000元活动经费。

甘南一行大获成功，令专案组十分兴奋。

不料就在这个时候，专案组一个疏忽大意，李洪枢竟然逃走了，可见他从一开始还是没有信任专案组。

李洪枢逃走后，曾给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打过一个求救电话，但意外的是，李洪枢的这个求救电话并没有引起苏联方面重视。

几天之后，李洪枢在市郊一出田地偷挖红薯吃，被当地的老乡直接逮住扭送派出所。一直到第二次被捕，李洪枢都没有交代过自己给苏联大使馆打过电话的情况。

专案组对李洪枢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加强了对他的看管，李洪枢这才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详细的交代了自己的情况，开始配合专案组工作。

李洪枢逐渐获得苏联情报机构信任后，苏联方面也不断给他指示。

1974年某天，苏联情报机构通知李洪枢，请他在1974年1月15日晚8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候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

专案组就此事上报周总理，周总理批示：

“可以抓捕”

专案组接到命令后，立刻提前布置，并派人暗中侦查西坝河周边情况。

考虑到万无一失，专案组将所有的破案力量分成了三个包围圈，最外围的是第一包围圈，是由民警和部分朝阳群众组织的保卫力量，中间的第二包围圈则是参与此案的侦查人员，最内层的第三包圈是全部由卫戍部队组成。

到了1974年1月15日当天，专案组进行了周密的准备，并对周边零星的几户人家也进行了控制，还把农户家里养的狗灌醉了，塞到床底下，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

出乎预料的是，专案组一直等到了晚上九点半，都不见接头的人赶来。

这一情况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是焦虑。

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直到当晚9时45分，最外围的包围圈打响了第一颗信号弹，专案组这才松了口气，这表明接头的人已经出现，并进入了第一道包围圈。

不一会儿的功夫，一辆汽车缓缓的驶入接头地点，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蒙上了。

等到汽车停稳以后，周围埋伏的公安干警一起冲了出来，将车上的五人团团包围。

后来经过辨认，车辆使用的是苏联大使馆的车，蒙上后尾灯与车牌，就是为了不被人发现，车上的这五个人来头都不小，他们分别是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以及武官处翻译阿珂洛索夫。

事实上，几人的狡辩根本无用，警方从他们的车辆里面发现了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

考虑到事情影响比较大，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外交部立刻通知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要他们谨防苏联方面的报复。

1974年1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通过外交方面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并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谢苗诺夫夫妇和阿珂洛索夫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苏联方面果然恼羞成怒，立刻开展报复行动。

同日，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径伊尔库茨克时，被追上来的苏联特务绑架，并从伊市押送到莫斯科。

苏联方面宣布关恒广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有意思的是，关恒广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大使刘大使（从资料记载应该是刘新权，开国少将）亲自到机场送别，并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

刘大使这一行为，无疑也是在表明中国的态度，后来他在现场接受苏联以及各国急着的采访，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李洪枢间谍案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苏联情报机构过往一直是无往而不利，世界各国对此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此事一出，世界各地都掀起了一股驱逐苏联间谍的热潮，导致苏联情报机构遭到重创，两年时间里都没敢活动。

事实上，苏联方面没有想到李洪枢是一入境就被捕。

无论是报纸上刊载的通讯稿，还是李洪枢的供词，都称他是在1974年被捕的，这应该也是出于保护他以及他在苏联的亲属成员。

为了给李洪枢保密，周总理也耗费了极大的心血替他隐瞒，因为此案事涉外交工作，当时专案组还曾向周总理汇报，要不要知会外交部，周总理摇头表示不需要，甚至他还直接指示专案组：

“只要你们打响了，给我报告，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

后来案子破了以后，专案组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说：

“你们立了一大功，李洪枢也立了一大功。”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李洪枢隐姓埋名，被安排到北京一家工厂工作，后来娶妻生子（根据部分文章记载是有一个女儿），一直过着安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