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紫禁城，养心殿的烛火通明。雍正帝朱批奏折的毛笔悬在半空，墨汁滴落在“阿其那”三个字上，晕开一团黑影。这位以勤政著称的皇帝，是否真如后世所言，踩着兄弟的尸骨、踏着母亲的眼泪，坐上了那张至高无上的龙椅？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画卷，而那些关于“迫害兄弟、逼死生母、得位不正”的指控，如同紫禁城墙角的苔藓，在阴影里生长了三百余年。

康熙六十一年冬，北京城的风雪格外凛冽。十一月十三日，畅春园传来噩耗，康熙皇帝驾崩。短短七日后，皇四子胤禛即位，改元雍正。这场权力交接快得令人不安，朝野上下暗流涌动。最受震撼的，莫过于那些曾经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们。他们很快发现，新皇的宝座，似乎是用兄弟的血泪浇筑而成。雍正即位不到两个月，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被从前线召回，革去王爵，囚禁于景陵。这仅仅是个开始。雍正四年，一场震惊朝野的清算全面展开。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被削除宗籍，革去黄带子，更名“阿其那”、“塞思黑”——满语中意为“讨厌的东西”和“卑贱之人”。这年九月，胤禟死于保定囚所，死状凄惨；不久后，胤禩也在禁所病亡。官方记载均为“病故”，但民间传言四起，说是雍正授意折磨致死。这些真的是无端迫害吗？翻开《清世宗实录》，雍正自己的话或许能提供线索。他在上谕中痛斥胤禩“结党妄行，狂妄悖乱”，指责胤禟“行事恶乱，藐视国法”。雍正元年，他在乾清宫召集诸王大臣，当众宣称：“朕之兄弟中，如胤禩、胤禟等人，实为国家之蠹虫，不得不除。”这些记载显示，雍正将兄弟们的罪行定性为威胁皇权和国家稳定的政治问题，而非单纯的私人恩怨。然而，细节中藏着魔鬼。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回忆录中记载，胤禟死时“手足皆被锁链磨烂，溃烂见骨”。雍正朝的《起居注》则轻描淡写：“胤禟患腹泻之疾，医治无效而薨。”这种反差，让“迫害”之说有了生存的土壤。更微妙的是，雍正处理兄弟时，始终避免公开处决，而是采用监禁、改名羞辱、让其“自然死亡”的方式——这或许是政治智慧，却也成了后世诟病的把柄。当胤禩、胤禟在囚所中挣扎时，另一场悲剧正在后宫上演。雍正生母、仁寿皇太后乌雅氏，在儿子登基后仅仅半年便猝然离世。正是这个时间点，催生了“逼死生母”的惊悚传说。乌雅氏的去世确实充满疑点。按《清史稿》记载，她于雍正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不豫”，次日即崩，从发病到死亡不足一日。更蹊跷的是她的态度变化。康熙驾崩时，乌雅氏的反应异常激烈。《永宪录》记载，她闻听胤禛即位后竟说：“钦命吾子继承大统，实非梦想所期。”这话可以理解为谦逊，也可解读为不满。而当她要求为康熙殉葬时，雍正坚决反对——这原本是孝道，却因母子关系的紧张而被赋予了别样色彩。最常被引用的“证据”，是乌雅氏与小儿子胤禵的感情。胤禵是雍正同母弟，却在夺嫡中支持胤禩，与雍正势同水火。雍正即位后立即将胤禵囚禁，这对深爱幼子的乌雅氏无疑是沉重打击。清宫档案中有一封乌雅氏请求见胤禵的奏折，雍正的朱批只有冷冰冰的三个字：“知道了。”没有应允，没有解释。一个月后，乌雅氏去世。但若因此断定雍正“逼死”母亲，则过于武断。《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收录了雍正为母亲操办丧仪的全部指令，事无巨细，极其隆重。他在上谕中悲痛表示：“朕自幼蒙母后抚养教育，恩德深重……今猝然崩逝，朕心摧裂。”这些公文可能是作秀，但乌雅氏的谥号“孝恭仁皇后”中，“孝”字居首，雍正若真逼死母亲，断不敢如此张扬地强调孝道。更深层的矛盾在于满族宫廷礼制。按照规矩，皇帝生母应受封皇太后，但乌雅氏坚持自己只是“先帝妃嫔”，拒绝接受太后尊号。这种僵持持续了数月，直到她突然去世。与其说是雍正逼死母亲，不如说是一对性格强硬的母子，在权力与礼法的夹缝中互不退让，最终以悲剧收场。乌雅氏的真正死因，御医记载为“痰厥”——用现代医学看，很可能是突发脑溢血或心脏病。紧张的政治氛围、情感上的打击、年事已高，这些因素叠加，或许比任何“逼迫”都更致命。所有争议的源头，最终都指向那个根本问题：雍正的皇位，来得正当吗？ “传位于四子”改“传位于四子”的传说，虽已被考证为民间杜撰（清代诏书满汉文对照，且“于”繁体作“於”，难以篡改），但继位疑云从未消散。康熙晚年最信任的两位大臣，隆科多和年羹尧，在雍正即位后迅速位极人臣，又迅速身败名裂。这被许多人视为“狡兔死，走狗烹”的典型——雍正通过他们获得皇位，又因他们知道太多而必须灭口。隆科多后来被定四十一款大罪，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私藏玉牒底本”。玉牒是皇室族谱，隆科多作为九门提督，可能利用职务之便，在皇位传承的关键时刻做了手脚吗？这成了永久的谜。朝鲜使臣的记载提供了外部视角。雍正元年，朝鲜使臣回国后报告：“清皇继位，事多可疑。彼中舆论，多言其得位不正。”这些来自外国观察者的记录，虽可能受传闻影响，却反映了当时北京城弥漫的怀疑气氛。最有力的反驳证据或许是康熙本人。这位以精明著称的老皇帝，晚年多次让雍正代行祭祀大典——这在古代是储君的标志。康熙六十年，雍正奉命前往盛京祭祖；次年，又奉旨祭天。这些任务看似平常，但在敏感的政治语境中，无疑是重要的信号。雍正自己也反复强调：“朕之即位，实乃皇考付托之重。”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花费大量篇幅驳斥篡位之说，甚至罕见地允许这本为自己辩护的书在全国发行——这种公开回应的姿态，在帝王中并不多见。历史学家冯尔康在《雍正传》中指出，雍正继位虽有疑点，但更可能是康熙晚年秘密建储的结果。康熙经历过两立两废太子的教训，深知公开储君的弊端，因此暗中属意雍正，并通过一系列安排为其铺路。那些“不正”的传言，部分源于夺嫡失败者的造谣，部分源于雍正即位后严苛的政治清洗——当兄弟、臣子纷纷落马时，人们自然怀疑：这位皇帝是否在用暴力掩盖什么？紫禁城的暮鼓晨钟敲了三百多年，雍正的背影在历史长廊中越拉越长。迫害兄弟？有政治清洗的残酷，却未必是个人恩怨的宣泄；逼死生母？有家庭悲剧的伤痕，却难觅直接弑母的证据；得位不正？有疑云缭绕的继承，却也有合法即位的依据。这位皇帝或许没有传说中那般狰狞，但也绝非无辜的圣人。他在位十三年，整顿吏治、推行新政，为“康乾盛世”承前启后，这是他的光明；他手段狠辣、猜忌多疑，在权力斗争中不留余地，这是他的阴影。最终，雍正留给后世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恶标签，而是一面多棱镜——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这位帝王的复杂，更是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亲情、道德、真相都变得模糊不清。那些指控是否全是栽赃？恐怕不是。但它们是否全是事实？也未必如此。历史最耐人寻味之处，恰在于这些无法完全澄清的灰色地带——在那里，绝对的真实让位于复杂的真实，而后者往往更接近人性的本来面目。养心殿的烛火终会熄灭，奏折上的朱批也会褪色。唯有那些关于权力与伦理的永恒质问，如同殿外汉白玉栏杆上的露水，在每个清晨如期而至，映照出太阳升起前最深邃的黑暗与最微弱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