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二十三年（446年），北魏太武帝突然下令焚寺诛僧、熔像收田，开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过去，学者多将原因归于兵变频发、沙门秽乱或纯粹的佛道争宠斗争。
如果细致研究时代背景，就不难发现事变幕后的汉化转型。拓跋焘的灭佛举措，不过是压制旧鲜卑贵族，维护自己的皇权集中。虽没有把事情彻底做绝，却为后来的完全转向订立基础。
早在隆安二年（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就决定把佛教当作收揽人心与文化转型的双重工具。此前，北方的庙宇数量非常有限，本身也被视为某种西域外道，所以长期停留在不温不火状态。反倒是南方地区，受海上来的天竺、扶南使团影响，在普及推广方面略胜一筹。考虑到佛寺背后的金融、物流属性，这些差异必然是经济收益差距。
随着永嘉之乱爆发以及稍后的南北对立格局稳定，北方的佛寺数量开始明显上升。其中缘由之一，便是具备保境安民职能，可以为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提供庇护。同时，强调超脱的哲学倾向，又对生活在高压环境中的人心有安慰效果。即便家缠万贯、拥兵自重的富户，都需要用其思想进行排解。至于立足未稳的蛮族君王，更需要借用其庙宇网络，达到快速敛财、协助恢复秩序和赋予神圣合法性等目的。
因此，道武帝拓跋珪对佛教表现出极大虔诚，颁布诏书肯定其思想“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甚至允许寺庙与自己的宫殿并排建造，还通过法律手段，给予僧众们单独身份和免税田产，连没有皈依的普通佃客都享有免征权益。彼时，佛教系统地位飙升，几乎可与代表世俗权力的鲜卑皇权并列。
南北朝形势图
这番看似委屈自己的做法果然让北魏国力稳步增涨。仅仅到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已是华北各势力中最具潜力的政权。除击败辽东和蒙古草原的同族远亲，还多次对匈奴人的胡夏呈碾压之势。即便遭遇南方刘宋帝国干涉，仍旧在多线作战中获得完胜。帝国版图也从平城附近，稳步拓展至洛阳、长安等中心区域。
此时，武力征服的比重渐渐下降，推广合理文治的紧迫性日益抬升。于是，以崔浩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开始成批进入庙堂。另有寇谦之等道士凭借汉人宗教领袖身份入阁，逐步掌握大政方针的话语权。在后来的灭佛运动中，两位舆论领袖都发挥着关键作用。
不过，真正能拍板执行灭佛政策的还是拓跋焘本人。随着帝国疆域开拓至黄河南北，治下汉人数量已完全超过鲜卑各部。若不能将他们迅速归为编户齐民，就会沦为地方贵胄的私人附庸，进而危及皇权本身。佛寺系统只是在表面上看似游离于世俗之外，实则多与贵族们形成攻守同盟。要么借用对方名义发展，又或是联手经营促进共同富裕。
关键时刻，司徒崔浩、道士寇谦之提出激进的“周孔方案”。其内容大致如下：1、以礼代佛——用郊祀、宗庙、明堂等儒家礼制重新叙述皇权，彻底摆脱“胡族巫-佛杂糅”的旧式合法性；2、编户代寺——将寺院荫附人口重新纳入州郡户籍，直接扩大税基与兵源；3、华夏正统压制部落贵族——借儒家“天命—德运”话语削弱鲜卑旧酋对皇权的制衡。
此外，崔浩还献上自己编纂的《国记》，直接将拓跋氏的起源追溯为轩辕苗裔。寇谦之则借“老君授符”神话，为其套上太平真君头衔。两者共同构成一条充满排他性的彻底汉化路线，准备对只是过渡品的佛教大开杀戒。换言之，灭佛举措只是工具手段，帮皇帝汉化集权才是根本目标。
拓跋焘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拓跋焘迫不及待地颁布诏令，严禁王公或庶人私养沙门，尝试斩断寺庙与地方世俗力量的联系。
两年后，太武帝西征关中镇压卢水胡叛乱，却被长安当地的寺庙彻底激怒。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到长安，不但发现私藏兵器，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还查出酿酒、敛财等行为，甚至有僧侣与女子私通。而崔浩本信天师道，遂“因进其说”，最后太武帝“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故而下令彻底禁佛，宣称要诛杀敢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即便留在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也接到类似指令，要求他将运动推广至全国各地。“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 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
然而，佛教在北魏深植部曲经济。各地寺院占田动辄千顷，依附人口约有50万众，几乎能与世俗屯田系统分庭抗礼。若骤然废除，势必引发经济震荡，催生大批流民暴走叛乱。许多鲜卑旧贵或汉人豪强，也早已和寺院结成利益共同体，不会甘心在危局中束手待毙。尤其前者，非常担心自己因汉化集权而失去特权利益，形成动摇时局的最强反作用力。
于是，太武帝采取选择性加速。虽然坚持用暴力剪除寺庙体系，却绝口不提“周孔圣教”，给未来回转留下余地。在初步稳定鲜卑贵族的情绪后，又跑去洛阳置办太学、祭祀孔子，试图用儒学教育吸收原属寺院的识字阶层。乃至将强行还俗的僧众编入史馆，继续承担抄写、校勘等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文官班底。
他的儿子拓跋晃更是阳奉阴违。虽下令焚毁浮屠、伽蓝，却有意放缓执行时间，并暗中保护一些僧人逃脱。甚至偷偷隐藏雕像与经文，为以后的政策翻转做好准备：“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其他鲜卑贵族也跟着模仿，庇护距洛阳不远的嵩山少林，让寺内僧人能连夜把经典藏于石壁。
可惜，某些地方官吏为借机表功，自动比狠。例如青州太守就将佛像捣毁后熔铸为佛血钱，还针对性极强地印有“太平”字样，丝毫不顾及百姓是否愿意使用。邺城的3000僧尼则被收编进军队，不从者直接拉去漳水边活埋。至于起始点长安，更是出现用马匹活活拖死和尚的残酷场面。
讽刺的是，这场充满帝王心术的灭佛运动，始终没能达到太武帝追求的理想效果。许多贵胄都偷偷收留僧众，连太子都私留数十僧于苑囿，直至自己郁郁而终。作为鼓吹者之一的崔浩，很快因国史之狱被诛。拓跋焘则饱受头风折磨，还因为胡乱服用寇谦之的丹药造成身体每况愈下，于元嘉二十九年（452年）被宦官宗爱弑杀在永安宫中。
随着太武帝驾崩，持续六年的灭佛运动宣告破产。虽然华北的佛教势力陷于衰落，但更大紊乱却出现在北魏皇族内部。等到太孙拓跋濬继位，立即诏复佛法，算是将皇祖父的努力付之东流。
当然，拓跋焘的剑锋并非真要斩向佛陀，而是针对鲜卑贵族的卸磨杀驴。在他驾崩后三十多年，又有魏孝文帝靠迁都来强行汉化集权，却在六镇叛乱与河阴之变的血肉磨坊中走向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