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阎崇年的著作和讲座对普及清史知识有一定作用，但所谓其讲清史都是权威的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阎崇年的清史解读存在明显的立场偏向、证据选择性使用、学术观点滞后等问题，完全不具备公平公正的绝对权威的属性。

学术研究不存在绝对权威，尤其是历史学科，我们队历史的解读依赖史料选择、视角立场、逻辑建构，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史料和视角，得出不同结论是常态。所谓没有一个人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就是凭借前人的史料来判断，这样就无法证实历史的真实性，所以，阎崇年之类的人的观点也不能被视为绝对权威。

历史权威应该是史料全面性、逻辑严密性、观点开放性的，而阎崇年的解读则是选择性史料， 单一立场，先结论，拒绝接受商榷的，比如其面对学界质疑“清朝无昏君”“康乾盛世远超历代” 观点时，更多的是回避核心史料，从来没有提出有效根据。

阎崇年过度美化清朝帝王、淡化民族压迫、弱化清朝制度缺陷的研究大概是仍停留在上世纪 80 年代水平，无视近四十年来清史研究的新进展，就连一个康乾盛世都是只从清朝官方史料找出来的范本，他

的讲座偏向 “帝王叙事”“政治叙事”，从来不从经济、社会、民生等维度进行分析。所谓“迁海令”“圈地运动” 对民生的毁灭性打击，在他这里是不存在，所以这种“权威”有多“权威”我们可想而知。

阎崇年的核心立场是清朝伟大光荣正确”，这种预设立场导致其对史料的选择和解读都是先建立在清朝伟大光荣正确上的，这就存在了严重偏向。违背了历史研究的 “客观” 原则。不客观你还研究什么历史？比如他多次强调清朝无昏君、无暴君，将康熙、雍正、乾隆奉为 千古一帝。但史实是：康熙晚年纵容皇子争储，导致朝政混乱、吏治腐败；雍正推行文字狱达到顶峰，动辄株连九族，压制思想自由；乾隆沉迷享乐，重用和珅，导致官场腐败、国库空虚，所谓十大武功完全是其修改史书歌功颂德带来的结果。这些明确的史实被阎崇年刻意淡化，只是一味夸大其勤政，开拓，这种选择性的解读使我们根本无法客观了解清朝。

阎崇年刻意回避清朝残酷民族压迫“剃发易服”“圈地运动”“文字狱”等政策。这些被《清史稿》《明季北略》《东华录》等史料明确记载的史实，阎崇年要么一笔带过，要么曲解为维护统治的必要手段，这和清朝御用的文人没什么区别。他刻意回避清朝的 “闭关锁国”“重农抑商”“压制科技” 等政策，这种只谈疆域，不谈文明进步的片面解读，本质是就是不合理的，再加上他选择性引用史料，回避对其观点不利的核心证，甚至曲解史料，他所引用的《清实录》作为清朝官方史料，本身就存在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倾向，而阎崇年在解读时，往往断章取义，直接引用其中对清朝帝王的正面描述，却选择性失明的不去解读其他史料，如《中国古代经济史》《明清民间教育史》中的康乾盛世完全是对立面，他根本性的就选择性失明，完全不符合学术规范。

当代清史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康乾盛世是饥饿的盛世，专制的盛世。（代表学者：戴逸、秦晖等），认为其本质是人口增长带来的表面繁荣，而非经济、科技、文化的实质性进步。康乾时期的人口从 1 亿增长到 3 亿，但耕地面积仅增长 50%，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 40%，百姓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科技方面，清朝不仅没有继承明朝的火器研发，反而刻意压制，导致鸦片战争时清军的火器水平还不如明朝末年。但阎崇年仍坚持康乾盛世远超汉唐，完全无视当代学者的实证研究，一味凭借所谓“权威”苛延残喘，这根本不是一个历史学者真正对待历史的态度。

顾诚、李伯重等学者，认为明朝中后期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解放、科技发展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而清朝的入关打断了这一进程，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差距逐渐拉大。但阎崇年却多次贬低明朝（如 明朝皇帝多昏君，明朝制度腐朽，美化清朝的取而代之，塑造了一个“天命”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与当代明清史研究的主流共识完全相悖。他的观点存在明显的立场偏向、史料漏洞和学术滞后性，其解读只能作为了解清史的一个视角，而非唯一标准。研究清史，我们要牢牢抓住话语权，结合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多元史料进行批判性看待，而非像阎崇年这样盲目信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