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张申府的起点有多高？为何一把好牌打烂了.......

01 天胡开局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那么一些人物，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尘封，但他们的故事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的光辉与遗憾。

张申府便是其中之一。他曾是建党初期的核心人物，与教员、周恩来、朱德等人交集颇深，人生起点堪称“天胡开局”，却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迷失了方向。

我们先从他的辉煌起点说起。

张申府，1893年出生于河北献县，与教员同龄。

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清廷覆灭，民国初立，社会动荡不安，思想界却如春笋破土，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

年轻的张申府赶上了好时候，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一员，接受着最前沿的思想洗礼。

他的起点，远高于许多同龄人，包括那位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湖南青年——教员。

教员同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转入湖南一师本科班，学历背景与张申府相比，显得寒酸许多。

两人的命运轨迹，在1918年交汇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却以一场不愉快的碰撞拉开了序幕。

那一年，教员通过恩师杨昌济的引荐，结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被安排为图书馆助理员，月薪仅八块银元，职位卑微，日常工作无非是登记借书、整理书架。

而此时的张申府，已是图书馆馆长室秘书，李大钊不在时，他代行馆长职责，成了教员的直属上司。

初次交锋，便让两人心生芥蒂。

某日，教员提交了一份工作材料，字迹潦草，笔画间透着湖南乡土的粗犷。张申府接过一看，眉头紧锁，毫不留情地当面指出：“这份材料字迹不工整，拿回去重写。”

据一些老辈人回忆，材料被张申府驳回时，教员很不高兴。

多年后，教员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提及在北大的日子，语气中满是自嘲：“我的职位太低微，大家都不理我……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我很想和他们聊聊政治和文化，可他们都是大忙人，哪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话。”

虽未点名，但这份“头面人物”名单中，张申府无疑占有一席之地。

甚至到后来，教员提起张申府，仍不忘补上一句：“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

这段小插曲虽未酿成大矛盾，却如一粒种子，悄然埋下两人关系中的裂痕。

1920年，一个关键的年份，张申府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他与李大钊共同创办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之一，标志着他正式跻身革命的核心圈子。

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发展了一位新成员——张国焘，这位后来在党内颇具争议的人物，最初便是由张申府引入革命道路的。

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张申府频繁奔走于北京与上海之间，担任李大钊与陈独秀的联络人，负责传递消息、协调事务。

在那个通讯落后的年代，他的角色至关重要，直接参与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陈独秀曾私下对他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李大钊）可以深谈。”

这句话，无疑是对张申府能力与地位的最高肯定。

他与陈独秀、李大钊并称建党“三驾马车”，在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那时的张申府，不过二十多岁，风华正茂，前途一片光明，仿佛历史已为他铺就了一条通往辉煌的坦途。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1920年底，张申府与刘清扬等人前往法国讲学。临行前，两位革命先驱特意叮嘱他：“到了国外，别只顾着学术，一定要建立党组织，发展青年才俊。”

张申府牢记使命，抵达巴黎后，与赵世炎等人迅速行动，创办了巴黎党小组，为海外的革命火种点燃了第一盏灯。

在巴黎，他重逢了一位年轻才俊——周恩来。

当时的周恩来在留学生中威信极高，积极参与革命活动，言谈举止间透着领袖气质。张申府一眼相中了他，亲自担任其入党介绍人，于1921年春为他举行了入党仪式，将这位未来的国家栋梁引入革命阵营。

不久后，张申府与周恩来又一同前往德国，创建了柏林党小组。

在那里，他们结识了正在哥廷根大学留学的朱德。朱德虽出身旧军人，却对革命展现出极大的热情，为人谦虚诚恳，深深打动了张申府。

尽管陈独秀对朱德入党持保留态度，张申府却力排众议，坚定地说：“朱德追求进步，虽有旧军人背景，但为人极为真诚，值得信任。”

最终，他与周恩来共同成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将这位未来的总司令纳入革命队伍。

短短几年间，张申府不仅参与了国内建党的核心工作，还在海外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两位关键人物，他的眼光与魄力，堪称一绝。

此时的张申府，年纪未满三十，却已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与未来的总理、总司令结下深厚渊源。

即便他与教员的初次交锋留下些许不快，但以教员大公无私的胸怀，想必也不会因此记恨。

回望这一阶段，张申府的人生起点之高，令人艳羡。

无论是建党的历史功绩，还是识才的精准眼光，都足以让他在历史长卷中占据一席之地。

即便日后不再有更大作为，单凭这些成就，挂上“当代伯乐”的名号，也绝非难事。

然而，历史从来不以起点论英雄。

02 从核心到边缘

张申府的早年，仿佛是一局棋盘上的完美开局，建党的功绩、识才的眼光，让他站在革命的风口浪尖。

然而，历史的棋局从来不是只看开局，而是看谁能笑到最后。

1924年，张申府从海外归来，本应借着高起点继续书写辉煌，却因一连串的选择，逐渐从革命的核心滑向边缘。

他的清高与执拗，如同棋盘上的一步错棋，改变了整盘棋的走向。

1924年，张申府结束了在法国的讲学与组织工作，回到了祖国。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初期，革命事业如火如荼，广州作为南方的革命大本营，汇聚了无数志士仁人，人才需求旺盛。

凭借北大毕业的高学历、海外留学的背景，以及与李大钊的深厚关系，张申府一回国便被推荐到广州大学任教。

他的到来，迅速引起关注，毕竟在那个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稍有学识之人便能脱颖而出，更何况是张申府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果不其然，他在广州大学任教不到三个月，便被提拔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兼任校长蒋介石的翻译。

这一职务，地位显赫，堪称当时革命阵营中的要职。黄埔军校不仅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更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平台，政治部副主任的角色，直接参与军校的思想教育与组织工作，影响力不容小觑。

而作为蒋介石的翻译，张申府更是得以近距离接触高层决策，未来发展空间几乎无限。

这样的起点，若放在今日，足以媲美副国级干部的培养路径。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张申府在这份要职上仅干了一个月，便主动辞职了。

辞职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

主流说法是，他与蒋介石在性格与理念上格格不入，合作中摩擦不断，最终无法忍受，选择一走了之。

另有一说则更为荒唐，传闻张申府曾抱怨“广州的天气太热，实在受不了”，便以此为由，收拾行囊返回北京避暑。

不管真相如何，这一步选择无疑让张申府亲手放弃了通往权力核心的阶梯，从革命的中心地带退到了边缘角落。

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在辞职前，还无意中为另一位青年才俊铺平了道路。

当时，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代主任戴季陶找到张申府，希望他推荐几位合适的人才接替工作。

张申府提笔写下了一份名单，共列出十五位青年才俊，其中排名第一的，正是他在法国时结识并引入党内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