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博士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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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在西周初期的始封地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关于楚都丹阳的位置。

目前，有一种占据优势的观点认为楚国初建在丹淅之交，即今天的河南淅川。

然而，这一地点与西周初期的史迹不太相符，也与后来楚国势力发展的情况不太一致，因此无法确定。

在《左传·昭十二年》中，楚国右尹子革曾提到：“昔日我先王熊绎曾被辟在荆山为了侍奉天子而跋涉山林。”

这表明周楚之间曾经有睦邻友好的关系。

但是，这种说法与楚国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无法与目前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因此，对楚国的研究一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相关西周初期的一些史料记载，可以初步推断出楚国初封和迁移的原因所在。

楚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据甲骨卜辞记载，早在商代时期，就有“扫楚”一词，说明当时已经有人以“楚”作为自己的族称。

在周代之前，楚族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泛，甚至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也发现了楚族的繁衍迹象。

司马迁在论述楚先世时曾指出：“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这表明楚族分散于各地，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避免对楚族归属地的局限性认识。

根据“鬻熊子事文王”等历史文献记载，周文王迁徙至酆地后，与淅川和后来的荆山地区并不远，这表明在周原附近可能存在楚部落，鬻熊子可能属于其中之一。

此外，在追随武王伐纣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也被提及，这表明楚与其他部落存在一定的联系。

楚臣可能是在殷朝效力或持中立立场，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成为强大的霸主。

在周初时期，楚的实力可能还不够强大，所以并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鬻熊家族在部落中可能并未拥有主导地位，只是其中一个普通的家族。

根据历史记载，后两种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在周初时期，楚国的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尽管楚国最初没有被列入周王封地的八百个国家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楚人当时没有自己的领土。

根据司马迁所述，周朝时期封了八百个诸侯国，而荀子则提到姬姓封赐的国家数量为五十三个。

这些数字都有一定的实际依据，其中前者是实际存在的国家数量，后者则是得到周王室封赐的国家数量。

然而，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周王室的认可或干预，包括楚国。

因此，楚人完全可以在自己祖先经营的土地上继续繁衍生息，不需要得到周王室的认可。因此，“辟在荆山”实际上指的就是楚人最初的定居地。

关于荆山的确切位置，历史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有些人认为荆山在荆州一带，因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该地区有一座荆山。

然而，荆州与淅川相距甚远，两地之间有许多山川和河流相隔，而且距离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也比较远，所以楚国不太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责。

但是，在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中，他们并没有完全否认楚国对昭王覆灭的责任。同时，“淅川说”认为荆山位于丹淅交会处左近，但是该地区并没有荆山的名字。

相反，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实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

那些持有楚国始封于丹阳的观点的人通常引用《水经注·丹水》来支持他们的说法。

《丹水》中记载：“丹水源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丹水至上洛时，楚水汇入其中，而楚水源头则出自上洛县西南的楚山。昔日，四皓隐居于楚山，即此山也。”

上洛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

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并未扩展至该地区。因此，荆山的确切位置仍然存在争议。

根据历史地图和史料记载，一共存在两个荆山区域，一个是商县一带的荆山，一座是位于华山北侧的荆山，向南倾斜并与淅川相接。

这一区域位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周公奔楚的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个时期。因此，将楚国初建地点定位在这一区域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在这个区域中，周公不管是从宗周还是从成周出发都可以轻松进入楚地。同时，这个区域也不会与楚国受封和封爵产生太大的矛盾。

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楚国的封地并不像其他国家（如齐、晋、鲁、卫等）一样是在无地的情况下被赐封的，而是周室对楚人原有的生存空间的名义确认。

比如邾国在春秋时期直到隐公元年才被封为诸侯，但它的领土却比早期就被封赐的滕、薛等国要大得多。这说明封地的大小并不是爵位等级的限制。

此外，楚时代的封号通常只能是“子”，例如春秋时期的莒子、徐男，虽然他们的领土非常广阔，但封号却只有“子”或“男”，而像群舒、淮夷等地的土地更大，却没有任何封号。

这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因为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落后，在与其他强大的部落争夺时无法获得广阔而肥沃的领地，只能被迫在山区居住。

作为极少数获得周封的国家之一，楚在等级封疆问题上必须被视为例外。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到司马迁的论述“齐、晋、秦、楚，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只是一般性的泛泛而谈，并不能成为精确的解释。

实际上，在当时，秦根本没有得到封赐，而齐则有五个侯国的领土。

因此，我们应该依据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相关条件和客观历史事实，推断楚国的世居地和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可能性更高。这种推论也符合客观历史现象。

虽然有关楚在成王时代受封的事实已经没有争议，但周公摄政和归政的时间点仍然需要进一步澄清。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确定楚的受封是在周公归政前还是之后。目前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提供明确的证据，但根据周公奔楚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推断楚受封的时间可能在周公摄政时期。

由于只有周公赐予了楚正式的封号，因此周公落难时，他可能会到楚国躲避风头，这表明楚国对周公的恩惠感激不尽。

实际上，周公对楚国的贡献可能不仅仅是授予封号。童书业先生曾经提出，楚国是东方种族，被周人迫迁到西方的疑虑。这个猜想的理由在于《逸周书·作雒解》中提到了周公东征熊盈族的17个国家，俘虏了其中9个国家。

根据周初铭文的记载，“隹王于伐楚伯在炎”可能暗示楚国是东方民族，进一步支持童书业先生的猜想。

如果这个事实确实属实，那么被迫迁移到西方的一些楚国俘虏很可能被周公分配给已经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国人。

这些新来的楚国人的加入使得楚国的规模急剧扩大，同时也符合了接受封号的条件。

这些西迁的楚国俘虏也很可能被分配给鬻熊家族作为从属，使得原本不强大的楚国一跃成为部落中主导地位的势力，并最终接受了王室的封号。

根据《史记·楚世家》的记载，周成王时期，熊绎被封在楚蛮，并被赐予子男之田，改姓芈氏，居住在丹阳地区。

由于成王时期封异姓之事较为罕见，这种封熊绎于楚蛮的做法更像是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

因此，楚受封的时间可能在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并归政前。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则表明，楚族要从原先分散的区域集聚到丹阳地区。

这个丹阳可能是淅川，也可能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周人想以名爵换取楚人领地的手段，但是否能得到很好遵守仍然存在疑问。由于周民人数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的广大区域。

因此，楚人可能会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的事情，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周公奔楚之事已经不再有疑问。

然而，楚的具体位置却仍然存在争议，因为这关乎楚的初封地望。根据前文所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应该是在楚受封之后，这就排除了管蔡流言和征东居楚的可能性。

因此，争议的焦点在于楚到底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

有人认为周公所奔之楚应该是在江汉地区，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

但是这种认识有些拘泥于史料，因为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到达的楚地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到达的楚地也在江汉地区。

另外，江汉之楚和王先生认为的楚初封地淅川也存在争议，无法得出一致的结论。

因此，周公祖而行之楚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概念，而不必纠结于地理概念。如果这种观点能够成立，那么上文叙述楚的初封地和《左传》相关内容之间就不会发生冲突。

此外，春秋时期楚和鲁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是否也暗示了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呢？

根据《国语·晋语八》、《楚世家》和《左传·昭十二年》等记载，可以发现在周楚之间早期阶段的关系似乎是和睦的。然而，楚人在南迁前莫详其故地，放弃了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这与目前的通行认识相矛盾。

笔者认为，周公封楚、周公奔楚以及楚人南迁之间可能存在着有机联系。

周公封楚可能是为了加强周楚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盟关系。周公奔楚则可能是为了巩固这一关系，加强与楚国的友好往来。楚人南迁则可能是在周王朝的支持下进行的，以求得更好的发展和生存条件。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传闻和故事可能会变得不可靠。因此，对于《左传》中关于熊绎并事康王的记载，司马迁表示怀疑。他甚至提到了齐国、晋国、鲁国和卫国，这些国家都曾获得过周王朝的宝器封赏，似乎在暗示楚国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

在《楚世家》中，楚国的君主多次表露出对周王朝的不满和怨气。熊渠和武王自称为“蛮夷”，灵王则抱怨周王朝没有赐予楚国宝器。将这些怨气和周昭王伐楚的事件联系起来，或许可以对周楚关系做出不同的评价。

根据《竹书纪年》和《吕氏春秋》的明文记载以及《左传·僖四年》中管仲的讲话，昭王伐楚的事件确实发生过，其真实性无可置疑。

虽然这些记录中有些地方存在矛盾，但这可能是因为昭王伐楚之前，周王室进行了一些军事进剿，导致了地域的变化。

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的国力相对较弱，显然不是周王室的对手。因此，楚不会主动招惹周，而且后世楚君也多次表达了对周的效忠。

一旦周楚出现冲突，楚必然是无法与周抗衡的。然而，昭王伐楚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惩罚需要，这表明周王室的目的可能是消灭楚国。

那么，楚国到底犯了什么罪，以至于周王室要将其消灭呢？

很可能与周公奔楚有关。周公奔楚后，楚国得到了周王室的封赏，但随后楚国又放弃了这片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南迁。

这一举动可能触怒了周王室，被视为不忠不信的表现，从而导致了周王室对楚国的敌视和想要消灭楚国的想法。

众所周知，周武王伐商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王室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广为流传。

但周公奔楚这一事件却给周王室带来了不良的形象。为了抹去这种污点，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包括在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以及七处得国号的地方，数量大大超过了武王后嗣的封地。

这些表面上的优厚待遇，可以在周室的统治区内消除其不良印象。但对于了解详细情况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

一方面是因为楚国开化程度低，周室不屑于行贿，另一方面，楚国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同时又处在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通过武力解决。

因此，周室准备“杀人灭口”，但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

关于“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说法，需要做出解释。

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在位期间，先后灭掉了唐国，并联合齐、鲁攻打戎国，同时秦国也攻克了曲国。

虽然这本书的可信度不高，但至少反映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与周王朝刚刚稳定天下的情况相符。

因此，“四十余年未使用刑法”，必须与当时天下未安定、周公治理混乱的局面相比较才能理解。

实际上，这意味着周朝没有出现公开的叛乱或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对于周朝对处于周王朝势力范围内的楚国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秘密进行。

《周本纪》对于昭王覆灭的评价值得深思：“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所谓“讳之”，可能指的是昭王覆灭时周王朝的大规模溃败，也可能是指对攻打楚国的原因进行了隐瞒。如果没有管仲的追究，没有《吕氏春秋》的记载，没有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朝对楚国的这段历史可能被周王朝有意掩盖。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相当深恶痛绝，而被伐的楚国似乎也没有提及此事，可能是完全不知情。

由于昭王时期有伐楚的明确证据，因此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的文字都归于昭王时代。

这种做法本身受到现有历史文献的限制。笔者认为，周之伐楚只是在昭王时期达到高峰，而不是始于或仅限于昭王时期。

周王朝最初对楚国的进攻地点应该是商县附近的荆山，昭王对汉南的楚国进行的战争行动只能看作是一系列军事行动的结束。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智地回顾楚国最初被封的时代。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楚国对周王朝的态度。在周公封楚、逃往楚国、返回周国并再次受到高度尊敬之后，楚国与周国之间的关系应该进一步密切。至少楚国不会主动挑衅周国。

在春秋初期之前，楚对周王朝保持着亲密关系，对随国也存在一定的忌惮。

因此，很难想象楚会在西周初期对这个强大的王朝有任何不敬之处。周朝在金文中所提到的伐荆等行动，只能被视作是用兵的借口。

其次，楚的地理位置也需要被考虑到。即使楚敢反抗，如果它远在汉南，其实力是否能够惊动王室是有疑问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周朝只需要发布诏令，汉南周边的随、吕、邓、权等国就足以让楚屈服，而无需王室大举出兵。

如果楚处于淅川或其以西北的地区，那么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反抗周朝。

第三，考虑到楚的长远目标。从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能赐予楚宝器的怨念可以看出，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该是非常执着的。在周初期，这对楚来说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现实而变得高远。

有人提出说，楚人离开北方，前往江汉地区是为了实现他们的独立发展之梦。

但是这种观点只是基于楚国在后来发展壮大的情况下进行的逆向推测，缺乏实际证据支持。

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远见卓识；而且在周朝统治下，整个天下都属于王土，楚人是否有足够的自主权来进行这种搬迁。

另外，放弃自己祖先留下的家园并迁徙，对于楚人来说是一种耻辱的象征，他们是否会毅然决然地抛弃家园并承担前往新环境的各种风险，而在没有受到外来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冒险前往陌生而且恶劣的地方。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现实因素，后人就不应该将那种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处境不利的西周初期的楚人。

此外，楚人并不知道为什么周王朝会讨伐他们，因此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表达了他们的疑惑和感叹。

可以看出，只有在面临不断的灭国威胁时，楚人才会考虑搬迁。而这种威胁可能早在昭王讨伐楚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楚人是否因期望过高而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周室采取严厉行动，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但可以确定的是，首先，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即使有不满，它也不可能强烈表达。

其次，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

从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不会是楚。

在西周初年的形势下，周王室对于楚的规模讨伐显得不太合理。

周公东征是为了惩罚殷人和奄人，但却未能对参与叛乱的淮夷造成重创，而且也没有让徐戎臣服。

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还未完成，大片领土仍被异族敌对势力所控制。与此相比，无论楚人是忠诚还是叛逆，都在周王室的征服计划中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色。

但是周王室已经产生了将楚灭亡的想法，无论楚采取什么态度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被动地等待死亡，楚人毅然决定离开祖先的居住地，向南方寻求生存的空间。

综上所述，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非常复杂。

由于史料不足，要想弄清楚当时各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但是，从周公封楚、奔楚和楚举国南迁这些线索出发，或许可以得到新的视角来了解楚的初期封地和南迁的原因，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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