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被杀案：潜伏长达12年，却在解放前不幸被捕遇难，李克农：血债要用血来还.......

01 倒在黎明前

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了一部名为《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电影，该片以李侠为主人公，讲述了他潜伏在敌占区，利用秘密电台传递情报，为革命事业奉献出生命的故事

而李侠的原型，是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烈士李白。

李白，1910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5岁参加共产党，17岁参加秋收起，20岁开始学习无线电报务，24岁参加长征。

1937年，奉命调往上海，长期在情报系统搞密台。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李白大智大勇，坚守岗位，保持了上海地下党与延安的电讯联系，及时地向党中央传递了重要的军政情报，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8年12月29日晚上，李白在遭受敌人重重包围中，向党中央拍发完淮海战役的重要情报和销毁密码、处置电台后，不幸被捕。

敌人立即对其进行了连续30多个小时的刑讯，一共使用了36种酷刑，但李白坚贞不屈，严守机密，使地下党的备用电台得以迅速启用，继续发挥作用。

李白被捕后，最初关押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于1949年4月20日，移解上海市警察局蓬莱分局，但5月7日后就不知去向了。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接到一份发自北平中共情报部部长李克农的电报。

要求陈毅查找一位名叫“李静安（又名李白）”的同志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陈毅当即指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着手查寻。

02 迷雾中的追踪

上海解放后，李白的夫人、战友裘慧英，带着幼子李旺胜四处奔波寻找李白的下落。

上海各大监狱，看守所，凡是可能关押或者掩埋遗体的地方，都跑遍了，但是，怎么也打听不到李白的消息。

李白生不见其人，死不见遗体。

却说上海市公安局接受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交办的任务后，立即指派专人负责这项工作。

侦查员随即去了蓬莱路公安分局，找了一些留用的旧警察了解情况。

最初，没有人肯提供情况。

后来侦查员查阅了5月7日这天的考勤记载，把那天之后执勤名单找了出来，分别谈话。

终于，在一个姓陈的留用警察挖到了线索：5月7日傍晚，还没有开晚饭的时候，有一个穿长衫的囚犯被押上刑车提走；几天后他听说此人被押往浦东杨思地区枪决了。

侦查员随即去浦东，找了川沙县杨思区政府。

杨思地区的军政机关对此非常重视，派出大量人力物力参与寻找，终于在大半个月后，也就是1949年6月20日在杨思戚家庙后面挖掘出了12具烈士遗体，其中有李白烈士。

至此，真相查明：李白是在5月7日傍晚，被敌人杀害于杨思戚家庙的。

陈毅接到报告后，向李克农回电通报了情况，他在电文最后写道：“血债要用血来还！残害李白烈士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定要向他们讨还这笔血债！”

中共上海市委为侦缉捕杀李白烈士的凶犯，指令上海市公安局抽调侦查员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由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负责抓这一工作。

李白等十二位烈士的遗骸在浦东杨思地界被发现的消息，就像往滚油里泼了一瓢冷水，整个上海滩瞬间就炸了锅。

报纸上那黑纸白字，把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老百姓的火气“噌”地一下就顶到了天灵盖。

一时间，上海市公安局的门槛都快被踏平了。

举报信像雪片子一样，从四面八方飞进来，堆得跟小山似的。

有的是街坊邻居提供的零星线索，说见过哪个邻居跟特务走得近；

还有的干脆就是来骂娘的，指名道姓地痛斥国民党反动派。

整个专案组的兄弟们，眼睛都熬得通红，一头扎进这信件的海洋里，想从这字里行间，扒拉出一点有用的玩意儿。

杨帆下了死命令：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不能放过。这不仅仅是破案，更是给全上海的老百姓一个交代，给死去的英雄一个公道。

就在这堆积如山的信件里，一封用毛笔写的竖行小楷，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这封信的字迹，苍劲有力，透着一股子老派读书人的风骨。写信人自称孔应熙，是个退了休的小学老师，就住在李白烈士被捕时那条弄堂里。

孔老先生在信里，把那天晚上的事儿，描绘得活灵活现。

他说，那天晚上，也就是1948年12月29号的后半夜，他因为老毛病失眠，索性披着衣服在客堂里打坐练气。

就在这时，他耳朵尖，听见弄堂外头传来一阵极轻的“沙沙”声。

那声音，不是汽车发动的动静，而是车轮子在熄了火之后，靠着惯性在柏油路上滑行的声音。

老先生心里纳闷，这三更半夜的，谁家这么大排场？

他按捺不住好奇心，踮着脚尖，悄悄摸到窗户边，从窗帘缝里往外那么一瞅。

好家伙！

这一瞅，让他后脊梁骨直冒凉气。

只见弄堂口停着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灯全灭着，像个蛰伏的野兽。

车上下来一群穿着深色风衣的大汉，一个个手里都攥着黑乎乎的家伙事儿，其中一个高个子，背上还背着个方方正正的仪器，跟电影里美国兵用的步话机似的，耳朵上还套着耳机。

这帮人，悄无声息地钻进了弄堂。

没过多久，孔老先生就听见弄堂深处传来一阵压抑的喧哗，接着就是李白被两个大汉一左一右架着，推推搡搡地押了出来，塞进了那辆黑车里。

老先生在信的末尾，扔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认出了其中一个特务！

那家伙，是他在霞飞路和合坊住着时候的一个邻居，叫耿本轮，道上的绰号叫“飞机头”。

这“飞机头”可不是什么善茬，早先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打听，专门干些敲诈勒索的勾当。

日本人来了之后，他又摇身一变，进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手上沾了不少抗日志士的血。

抗战胜利后，这孙子也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居然又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领了赏金，最后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大队混了个差事。

杨帆看到这封信，猛地一拍桌子：“就是他了！查！”

专案组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去拜访孔应熙，核实情况；另一路，直扑“飞机头”耿本轮的老巢。

孔老先生见着侦查员，又把信里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还补充说，耿本轮去年夏天就从和合坊搬走了，听老邻居讲，是搬去了徐家汇那一带。

线索对上了！

三天后，侦查员在徐家汇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了耿本轮的住处。

那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看着还挺气派。

可当侦查员踹开门冲进去的时候，屋里头空空如也，人去楼空，连一丝人气儿都没有。

“来晚了一步！”带队的侦查员啐了一口。

弟兄们立刻对屋子进行了地毯式的搜查。

这耿本轮跑得虽然急，但屋里收拾得还算干净，显然是早有准备。

一个侦查员在书房的抽屉最底层，翻出了一本不起眼的日记本。

这本日记，成了案件的第一个大反转。

侦查员们连夜研究了这本日记，发现耿本轮有记流水账的习惯。

当他们翻到1948年12月29日那一页时，上面写着：“下午，与金某乘火车赴南京公干，晚抵下关，宿于XX旅社。”

如果日记是真的，那耿本轮就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专案组立刻提审了日记里提到的那个金某。

这家伙也是侦缉大队的特务，上海一解放，就吓破了胆，主动去军管会登了记，交了枪，这会儿正在家里写交代材料呢。

一问，情况跟日记里写的一模一样。

12月29号那天，他确实跟耿本轮一块儿去了南京，直到元旦过后第三天才回上海。

这下，耿本轮参与逮捕李白烈士的嫌疑，被彻底排除了。

闹了半天，是孔老先生认错了人。

这也怪不得他，一个教书先生，大半夜的，天又黑，心里头一慌，把人看走了眼，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第一条好不容易摸上来的大鱼，就这么从网里溜了。

专案组的气氛有点沉闷。

耿本轮这条线虽然断了，但他也不是什么好鸟。

后来查明，这家伙确实跑去了台湾，不久又被派到舟山。

1952年，他贼心不死，秘密潜回上海执行任务，被早就等着他的公安干警逮了个正着，判了死刑，一枪给报销了。

这是后话。

眼下，案子又回到了原点。

杨帆把专案组的骨干召集起来，沉声说道：“耿本轮这条路走不通，不代表我们就没办法了。咱们换个思路。”

他指着墙上的上海地图，继续分析：“李白同志被捕后，直接被押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按他们那套规矩，一般是谁抓的人，谁负责押送，谁负责审讯，很少转手。这就说明，12月30号凌晨，是什么人把李白同志押进去的，看守所的看守员，肯定有人看见了！”

“查！把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旧人员，给我一个个地过筛子！我就不信，挖不出一条线索来！”

03 尘封档案

耿本轮这条线断了之后，专案组的兄弟们又顺着那个看守员卢某的话，摸了摸一个叫宝得贵的特务。

这宝得贵是个满族人，据说练过武，以前在戏班子唱武生，后来嗓子倒了，才下海吃了特务这碗饭。

可查来查去，这小子在上海解放第三天就溜了，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根本找不着影儿。

案子就这么僵住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1949年的8月底。

盛夏的上海，像个巨大的蒸笼，压得人喘不过气。

专案组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气氛比天气还沉闷。

弟兄们一个个眼圈发黑，嘴上起了泡，心里头那股火，没处撒。

给英雄报仇的誓言还在耳朵边上响着，可凶手的影子，连根毛都没摸着。

就在这节骨眼上，谁都没想到，一个天大的转机，竟然藏在一堆没人待见的故纸堆里。

这天，上海市公安局卢家湾分局新上任的局长吴萍，正带着人盘点从旧警察局接管过来的档案。那玩意儿，堆得满屋子都是，纸张都泛了黄，散发着一股子霉味儿。

大部分都是些鸡零狗碎的陈年破事，吴萍看得直皱眉头。

他随手翻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面掉出来一份薄薄的报告。

报告的标题写着《工作报告》，署名人是巡官史致礼。

那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史致礼率领手下十五名警士，“破获共产党秘密电台一座”，“抓获共党分子一名”。

“秘密电台？”吴萍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李白烈士那张坚毅的脸瞬间就浮现了出来。

他心里头猛地一跳，这史致礼邀功的报告，旧警察局能没点表示？

吴萍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抓起电话就摇到了市局，让他们立马把旧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翻个底朝天，找找有没有关于史致礼这事的记录。

果不其然！

市局那边很快就从敌档里翻出了两份要命的文件。一份是[沪警49—013号]的奖惩通报，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巡官史致礼、警士强元贵，因参与行动有功，各记功一次；其余十四名警士，予以嘉奖。

另一份，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下来的签准复件，时间是1949年4月15日，内容是：协助本部破获谍台有功，颁发奖金金圆券伍万元。

好家伙！

人证物证，全对上了！

吴萍抓着话筒的手都在发抖，他立刻给杨帆打了过去，把这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杨帆沉默了几秒说道：“史致礼、强元贵这两个人，现在在哪儿？”

“报告杨副局长，这俩人作为留用人员，还在我们卢家湾分局里上班呢！”

“好得很！”杨帆的声音透着一股杀气，“你先别声张，把他们给我看住了！我马上派人过去！”

当天下午三点，上海警务学校副教务长徐盼秋，带着几个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开着吉普车就冲进了卢家湾分局。

史致礼和强元贵两人，前一秒还在跟同事吹牛打屁，后一秒就被黑洞洞的枪口顶住了脑门。

两人当场就懵了，脸吓得跟白纸一样，腿肚子筛糠似的抖个不停。

专案组连夜提审。

审讯室里，一盏大灯照着，史致礼和强元贵耷拉着脑袋，再也没了往日的威风。

一开始还想狡辩，可当侦查员把那份“工作报告”和嘉奖令拍在桌子上时，两人的心理防线瞬间就垮了。

他们全招了。

但招出来的情况，却让所有侦查员大吃一惊。

他们俩确实端了一个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可那不是李白的，而是上海地下党的另一位报务员——秦鸿钧的电台。

顺着他们的供述，另一位英雄悲壮的事迹，也被揭开了。

秦鸿钧，跟李白一样，也是我党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根钉子。

1949年3月17号晚上，就在他跟解放区联络的时候，被特务包了饺子。第二天上午，他的上级张因斋同志去接头，也落入了埋伏好的敌人手里。

秦鸿钧和张因斋，跟李白一样，都是硬骨头。

敌人把所有能想到的酷刑都用了一遍，也没能从他们嘴里撬出一个字。

最后，在1949年5月7日，他们和李白一起，被秘密押往浦东杨思戚家庙，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在审讯中，一个细节让所有人都捏紧了拳头。

原来，那天晚上带队去抓秦鸿钧的，就是史致礼。

他们一行十五个旧警察冲进秦鸿钧的住处时，秦鸿钧已经反应极快地从阁楼的老虎窗爬上了屋顶，藏在了邻居家的屋顶后面。

当时，解放军的大炮都快要轰到黄浦江边了，这帮旧警察心里都有数，国民党的好日子到头了，谁也不想再替蒋家王朝卖命。

有几个老油条一看屋里没人，就嚷嚷着：“人跑了，收队吧！”

眼瞅着大伙儿都要下楼了，那个叫强元贵的家伙，偏要跳出来显能。

他早就看见五斗橱上那个模糊的脚印了，心里跟明镜似的。

为了邀功，他二话不说，蹿上五斗橱，手脚并用地也爬上了屋顶。

他在瓦片上，寻着几块被踩碎的瓦砾，最终把秦鸿钧给揪了出来。

就因为他这一下，秦鸿钧烈士不幸被捕。

也就因为他这一下，他强元贵“立了功”，拿了奖金，也给自己预定了一颗人民政府的子弹。

案情审清楚了。

破坏秦鸿钧电台的凶手是抓到了，但关于李白案的直接线索，再一次断了。

不过，这次也不是全无收获。

史致礼和强元贵的案子，让专案组明确了一点：敌人内部，有一个专门负责侦测我们地下电台的专业机构。他们不是瞎猫碰死耗子，而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技术的在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