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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再次被捕，遭受了比之前更加严厉的刑罚。担任审问的日本军官林宽重曾这
赵一曼再次被捕，遭受了比之前更加严厉的刑罚。担任审问的日本军官林宽重曾这样回忆:我们都很失望，也很诧异，她竟能长时间忍受这种新式电刑。要知道，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刑法了。那个审讯室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焦糊味，那是皮肉在高压电下瞬间碳化散发出的味道，日本军官林宽重盯着眼前这个瘫软在刑椅上的女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在他引以为傲的“新式电刑”持续运作下，普通壮汉撑不过几分钟就会哭喊求饶，可眼前这个身形消瘦的女子，足足熬了七个小时。为了不让她昏死过去从而逃避痛苦，林宽重和特务科长前大野泰治做了一件极其阴毒的事：他们命令军医给奄奄一息的她注射强心针，把高浓度的咖啡因掺在盐水里灌进她的喉咙，再大量输入葡萄糖液。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让她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去接收每一伏特电流带来的剧痛，在药物和电流的双重摧残下，人体的生理控制机能彻底崩坏。大小便失禁流出的秽物，混杂着身上冒出的冷汗和崩裂伤口的血水，流满了地面，她剧烈地呕吐，直到胃里空空如也，最后吐出来的全是黄绿色的胆汁。可当林宽重暂停电流，把脸凑过去想听到一句求饶哪怕是呻吟时，迎面而来的只有一口夹杂着破碎内脏碎块的血痰，还有那个重复了无数次的三个字：“不知道！”这个让日军精锐特务机关闻风丧胆又束手无策的女人，就是赵一曼，而在那层血肉模糊的躯壳之下，是一个曾经名为“李淑宁”的四川姑娘。很难将此刻受刑的“女匪”，与那个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高材生联系起来，那一年，她不过三十岁出头，人生经历却比多少男儿都要厚重，出生在四川宜宾封建家庭的她，打小就是个“异类”。别人家女孩裹小脚，她用绝食来抗议，愣是逼着父母妥协；在那个人人自保的年代，她深受牺牲在辛亥革命中的父亲和姐夫郑佑之影响，早就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她甚至在莫斯科的大雪中找到了爱情，与陈达邦结婚并怀有身孕，但为了回国抗日，她不得不把尚在襁褓中、年仅一岁的儿子“宁儿”寄养在他乡，只身一人闯进东北的白山黑水。从“李淑宁”变成“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更是血与火的洗礼，在东北人民革命军里，她成了红枪白马的政委，枪法准，计谋深，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成了日本人眼里的“心头大患”。正是因为这份痛恨，当日军在1935年的交战中第一次俘虏受伤的她时，才会有那种近乎变态的狂喜，大野泰治当时狂言：“没有我撬不开的嘴。”为了得到情报，他们会拔掉她的指甲，见她不招，又往她肚子里灌辣椒水和汽油，等肚子鼓起来，再用粗大的竹杠使劲压下去……然而，肉体的极度痛苦反而成了另一种反抗的燃料，即便在被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期间，伤重未愈的赵一曼竟然凭着一张嘴，说服了看守她的伪军董宪勋和护士韩。1936年6月30日那个深夜，三人一度成功逃出虎口，要不是那个被日军胁迫的司机招供，赵一曼或许真能再次举起抗日的大旗。不幸被捕回来的下场，就是那是开头那幕惨绝人寰的新式电刑。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林宽重曾试图换个套路，用所谓的“前程”和“生命”来诱惑：“只要说出赵尚志的部队在哪，命给你保住，病给你治好。”赵一曼当时痛得全身青筋暴起，冷汗湿透了衣衫，但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剜在侵略者身上：“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干尽了禽兽不如的坏事，还说是为了我们？做梦！我就想着把你们赶出中国！”这一刻，日本人终于明白，那些足以摧毁神经的电刑、竹签、老虎凳，哪怕把她的身体折磨成一具枯骨，也碰不到她灵魂分毫，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毅力，更是一种超越了生死的信仰压制。这种压制让大野泰治感到深深的恐惧，甚至是瑟瑟发抖，这个不可一世的刽子手，直到晚年临死前，嘴里念叨的不是他的战功，而是赵一曼在狱中写下的一首诗：“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成了他一生的噩梦。1936年8月2日，日军彻底绝望了。他们决定处决赵一曼。为了所谓的“震慑”，他们把她押到珠河街游街示众，临刑前的最后一刻，看着那些熟悉的国土和同胞，她没有掉一滴泪，没有露出一丝恐惧。当刽子手例行公事地问那句“还有什么遗言”时，她只留下了两层意思，对外，她告诉敌人：“为抗日而死，光荣！中国必胜！”对内，作为一个母亲，她在那一刻卸下了政委的铁甲，她给那个早早离别的儿子写下了最后的绝笔，她不想说任何豪言壮语给世人听，只想告诉儿子，妈妈是因为什么而死的，希望儿子长大不要忘记，他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几声枪响，年仅31岁的赵一曼倒在了血泊中，日军像往常一样拍下照片想要炫耀“武功”，却不知道照片里那个眼神异常坚定、毫无惧色的女人，早就宣判了这场侵略战争注定失败的结局。信源：黑龙江新闻网白山黑水除敌寇甘将热血沃中华——赵一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