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聊城，一大爷生了2个儿子，2个儿子分家时私下口头约定，长子赡养母亲，次
山东聊城，一大爷生了2个儿子，2个儿子分家时私下口头约定，长子赡养母亲，次子赡养父亲，该约定并未事先征得父母同意。母亲病逝后，大儿子认为自己已经完成赡养责任，不再愿意照料父亲、承担赡养费；二儿子看大哥不管，又一口咬定自己生活困难，不愿出钱。大爷一怒之下，把2个儿子告上法庭。张大爷起诉后，法院没有立刻只看兄弟俩当年的说法，而是先审查这份口头约定到底能不能约束老人。兄弟俩分家时并未征得父母同意，只是自行决定长子管母亲、次子管父亲。2020年，母亲李某病逝，长子张某一办完后事，认定自己的任务已经结束。次子张某二则拿生活困难作理由，两边都不愿继续承担父亲的生活开支。问题也就落在一点上，子女之间的分工，能不能变成对父亲的免责证明。类似争议早在北京出现过。1985年4月25日，怀柔区张某一家签下分家协议，长子郭甲赡养母亲，次子郭乙赡养父亲，女儿郭丙没有写进协议。2010年8月，父亲郭某去世，郭乙负责安葬。到了2014年，母亲张某年老体弱，希望随郭乙生活，并要求三个子女分担生活和医疗费用。郭乙认为自己已经按协议照料父亲，不该再承担母亲的责任；郭丙也提出，当年协议没有写到自己。怀柔区人民法院没有把旧协议当成永久不变的结论。法院认可过去确有分工，也考虑郭甲多年照料母亲、郭乙负责父亲安葬等实际情况，但老人晚年的居住和医疗需要已经改变，三个成年子女不能只拿三十年前的纸面安排说事。法院判决母亲随郭乙生活，郭甲按月支付赡养费，医疗费用则由三名子女按不同比例承担。这里的关键不是平均，而是谁已经付出多少、老人现在需要什么。2024年，重庆市九龙坡区又出现一场更具体的争执。八旬老人唐某纯有四个子女，四人原先约定每人轮流照料三个月，并各付每月300元。2024年1月，轮到陈某智接老人回家时，陈某智把唐某纯送进养老机构，月费约3500元。唐某纯不愿继续住在机构，1月25日由另外三名子女接出，随后随陈某贤生活，还请了护工，护工费用累计31513元。陈某智坚持按原协议轮流照料，不愿承担这笔费用。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4日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老人已经明确选择稳定居住，不宜在几个家庭之间反复搬动。四名子女仍需每人每月支付300元，陈某智另承担8500元护工费。2024年12月31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法院处理时把共同生活、日常照护、陪同就医都算进赡养责任，没有只看转账记录。南通的案件也说明，赡养不能和房产简单捆在一起。2012年，孔某、张某夫妇与长子签订养老协议，约定长子负责生活、治疗和后事，老人遗产归长子。2021年，家庭又调整为长子照顾父亲、次子照顾母亲。后来孔某骨折住院，产生17000余元医疗费，出院后严重失能，父亲张某不久去世，原安排随即失去基础。崇川区人民法院最后根据各子女的实际能力、收养关系、身体状况和照护情况重新分配责任，没有允许任何有能力的子女靠旧协议完全退出。回到聊城案件，张某一赡养过母亲，张某二原本负责父亲，这些经历可以影响兄弟二人怎样分工，却不能消除法定义务。法院最终判决张某一、张某二每人每月向父亲支付300元赡养费。两人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几起案件放在一起看，子女可以商量谁陪护、谁出钱、谁负责送医，但老人生活发生变化后，旧安排也要跟着调整。真正不能变的，是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责任。信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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