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署有多不要脸？强硬要求中国，要比发达国家提前10年实现碳中和，必须降低经济发展速度…

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历史排放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发达国家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63%。

其中，美国一国的累计排放量就高达全球总量的24.7%，接近四分之一。

这绝非一组冰冷的数字，而是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频发的核心诱因。

从太平洋岛国的领土被海水侵蚀，到亚马逊雨林的持续干旱，再到全球范围内的高温热浪，每一场气候灾难的背后，都能看到历史排放的影子。

回溯1750年工业革命启动至2019年的近三百年间，这段时期的累计排放被公认为当前气候变化的“罪魁祸首”。

按照“谁排放、谁负责”的基本公平原则，西方发达国家理应承担起气候治理的主要责任。

但现实却是，这些国家频频推脱历史责任，将话题焦点从“历史排放”转向“全球共同减排”。

他们声称，历史排放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不应成为当下减排责任划分的依据。

这种论调公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本质上是想将气候治理的重担甩给发展中国家。

要知道，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远晚于发达国家，当前的排放更多是为了满足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需求，两者的排放背景与初衷有着天壤之别。

除了责任推脱，气候资金的履约问题更凸显了发达国家的失信。

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中，发达国家郑重承诺，自2020年起，每年将联合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助力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行动与气候适应工作。

这笔资金本应用于建设风电场、铺设太阳能电站、完善防洪设施等关键领域，帮助发展中国家在保障发展的同时，跟上全球绿色转型的步伐。

可承诺的“支票”却迟迟无法足额兑现。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官方报告显示，2018年发达国家实际提供的气候资金仅为783亿美元，2019年也仅达到805亿美元，均未达到承诺目标。

2020年受疫情影响，资金规模进一步缩水，2021年更是仅为89.6亿美元，其中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较上年下降了14%。

直到2022年，这笔资金才勉强达到1159亿美元，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的承诺线，但此时已比约定时间晚了整整两年。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在2023年发布的评估报告中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在气候资金履约方面长期存在拖延问题，资金到位率与及时性均未达到预期。

更令人失望的是，不同发达国家在资金贡献上还呈现出明显的“分化”。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历史排放国，屡屡强调自身在气候治理中的“贡献”，却坚决拒绝承担额外的补偿责任，仅通过多边国际组织提供少量资金，且附加了诸多政治条件。

欧盟在2024年单独宣布提供317亿欧元的气候援助资金，看似积极，却无法掩盖发达国家整体履约滞后的事实。

对于急需资金支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笔迟到的资金早已错失了最佳的减排窗口期。

更严峻的是，这些所谓的“援助资金”中，有超过60%是以贷款形式提供的，而非无偿捐赠。

这不仅没有减轻发展中国家的负担，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其债务压力，让不少国家陷入“减排与偿债两难”的困境。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在2024年发布的《气候资金需求评估报告》中给出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每年用于气候行动的资金需求高达1.1万亿美元。

而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规模，即便按2022年的峰值计算，也不足这一需求的12%。

资金缺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在气候灾难中孤立无援。

当非洲之角遭遇连续四年的罕见干旱，当巴基斯坦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这些国家既缺乏资金建设防灾设施，也无力开展灾后重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等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自掏腰包，向受灾国家提供紧急援助与长期支持。

与发达国家的推诿塞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从未推卸自身的气候责任。

早在2005年，中国就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成为全球最早通过立法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之一。

202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9%，超额完成当年设定的15%的阶段性目标。

根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5年11月发布的《碳达峰碳中和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显示，这一比重在2024年已提升至19.8%，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

试想一下，发达国家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毫无约束地排放温室气体，如今却要求尚处于发展阶段的中国等国家加快减排步伐，甚至设置不合理的减排目标，这种双重标准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

发达国家气候资金承诺的落空，不仅耽误了全球减排进程，更严重影响了国际气候合作的互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