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都知道魏忠贤能想办法搞过来钱，他是有什么本事？要理解魏忠贤的本事，得先看明末的财政有多烂。

明朝万历年间的岁入大约是400万两白银，到了天启年间，因为辽东战事和陕西旱灾，岁出飙升到600万两，缺口高达200万两。再来看看这400万两的构成，田赋占了七成，商税不到一成，而当时江南的盐商、矿主、勋贵，手里握着的现银至少有2000万两。

而明朝的税收制度是“两税法”加“一条鞭法”，理论上很完美：把田赋、徭役折成银两，按亩征收，但实际操作中，士绅和官员勾结，通过“诡寄”“飞洒”等手段逃税，比如把自家的田挂在贫民名下，或者把税额分摊到无主田里。

而商税更惨不忍睹，明初规定“三十税一”，但到了明末，因为文官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代表着商人利益，所以不仅没严格执行，反而多次撺掇着皇帝“减免商税”。

而且要收税的话必须要走一套完整的流程，比如得先跟地方官打招呼，地方官要跟士绅商量怎么交，交多少，再报户部审批，然后等皇帝拍板，等这套流程走完，边军早就饿死了。

而魏忠贤不管那么多，绕开所有程序，直接“拿”。

魏忠贤依仗的是“特务财政体系”：东厂、锦衣卫、矿监、税监，这些机构的共同特点是，不需要地方配合，不需要走程序，先把事办了再说。而且魏忠贤的目标根本就不是百姓，而是那些“有现银的人”：比如勋贵、官员、盐商、矿主，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钱多，而且大概率来路不正，魏忠贤的逻辑就在于此：我用不讲程序的手段去查你，你想保命就要乖乖交钱，不要和我讲道理。

比如天启六年，魏忠贤派锦衣卫去扬州查盐商，锦衣卫到了扬州，直接封了八大盐商的家，不需要找证据，只要说“你家有私盐”，就能抄没家产，一次就收了15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户部半年的收入。

再比如矿监，魏忠贤派太监去京郊的煤矿，直接跟矿主说“每年交十万两，否则封矿”。矿主不敢反抗，因为太监手里有锦衣卫的腰牌——反抗就是“谋反”，抄家灭族。

据《天启实录》记载，天启五年到七年，矿税收入达到了500万两，其中八成来自京畿和山西的煤矿。魏忠贤这种模式当然有问题，不可能避免的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以及民怨沸腾，但那是明末，这些问题都是小问题，而魏忠贤靠着搞来的钱解决了朝廷的大问题。

天启七年，辽东边军的欠饷达到了120万两，魏忠贤用矿税银补上了，士兵们拿到钱，哗变没有了，陕西旱灾时，魏忠贤拨了50万两银，买了20万石粮食，直接运到灾区，虽然被层层克扣，但至少救了10万人的命。

魏忠贤这种模式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至少让大明王朝多活了几年，如果没有魏忠贤搞来的“快钱”，崇祯皇帝上台时可能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最恨魏忠贤的是谁？当然是那些有钱的盐商、矿主、士绅以及背后的文官集团，所以崇祯上台后，魏忠贤终究还是被拿下了，只是崇祯不知道的是，朝廷再也收不上来钱了。

魏忠贤死后，文官集团开始反扑，你一言我一语上奏，最终崇祯皇帝下诏“尽撤矿监、税监”，把派出去的太监全部召回，东厂、锦衣卫的权力被限制，不能再随便查抄官员和商人，于是，户部重新掌握财政大权，开始“按程序”收税。

结果怎么样？财政立刻崩了。这个时候商税几乎收不上来了，盐商们说“矿税免了，我们也该减点”，勋贵们说“祖制不让查官员”，而文官们呢？他们跟商人是“穿一条裤子”的，比如东林党的钱谦益，家里有几千亩良田，却从来没交过田赋，再比如首辅韩爌，他的亲戚是江南大盐商，多次上书“请减商税”。

崇祯元年，户部尚书毕自严上报：全年岁入只有320万两，而岁出需要580万两，缺口260万两，崇祯二年，辽东边军又闹饷，崇祯皇帝让户部想办法，户部的回复是：“请陛下下诏，让江南士绅‘乐输’（自愿捐款）。”结果呢？只有几个小官捐了几百两，大盐商和勋贵们装聋作哑。

魏忠贤是坏人吗？当然是，他专权、杀忠臣、贪钱，他自己的家产被抄出1000万两白银，当明朝只能靠魏忠贤这样的人来饮鸩止渴，灭亡是早晚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