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事变，是一面历史的照妖镜。

宗庙社稷，轰然倒塌，人性在历史的震荡波里被彻底“掰开揉碎”。国恩滋养出来的勋贵、皇恩沐浴下的官绅，十之八九，树倒猢狲散。

早在明朝中期之后，看到“加派不完的三饷，剿灭不完的流寇”，上流社会早就看透了明朝的亡国之象。

历史上，没有一个王朝到了这份田地，而没有不完蛋的。这些饱读诗书的士绅，又怎么会看不透这一点。

皇帝的躺平、臣工的内斗不过是一种表象，本质上是灵魂无处安放的摆烂。

大家都知道问题很大了，但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跟一个人知道自己想活得好一点，但找不到翻身逆袭的通道，除了摆烂躺平睡大觉，他还能干什么？

于是，在大明王朝上层社会就形成了两个极端现象。

一是官老爷们在庙堂上斗得死去活来。二是富绅在民间大肆敛财，为富不仁。

这些生活在王朝末尾的人，似乎有一种“阅尽了人间春色，失去了生活信心”的迷茫，每天都活在“过一把瘾就死”的歇斯底里的疯狂之中。

其实，这是王朝更迭前的人性之常态。

——在一个旧的王朝里，疯狂快活一把。在下一个新的王朝里，好好重新生活。

不怕王朝进入死局，就怕人性陷进了死局。王朝是不会亡的，亡的永远都是人性。一个王朝从兴起，到衰败，到灭亡，必定是人性不断上升、下降，最终塌方的结果。

这个人性塌方的过程，也可以视作历史的垃圾时间。

一旦进入这个“垃圾时间”，整个社会就会集体失能。似乎，是老天爷在刻意为之，制造各种荒诞离奇的奇葩事件，把王朝导向亡国的终点。

有人说，明朝亡于崇祯勤政。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九任首辅，五十位阁臣。

可是，前边有脾气不急躁的。隆庆之后，崇祯之前，还有二十八年不上朝的万历，也有每天沉浸在“大国木匠”的天启。万历把朝政交给了文官，文官搞得一塌糊涂。天启把大权交给了魏忠贤，把天下折腾得乌烟瘴气。

最后，来了一个亲自提刀上阵的崇祯，结果亡了国。

为什么会这样？

垃圾的时间，只会制造出“垃圾的环境”。垃圾的环境，只会生长出“垃圾的人性”。

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君臣勠力同心，光复明朝宗庙社稷，而是各有各的如意算盘。脱了这身龙袍和官服，就是一群疯狂吸血社会的寄生虫。

昨天，写过一篇关于“明朝基层小吏”的文章，引用了一些明代何良俊所撰写的《四友斋丛说》的故事（相当于是明朝基层纪实文学作品）。当中，有大量基层小吏盘剥底层的案例。

这些故事全部发生在嘉靖年间。

可是呢，嘉靖一朝带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夏言斗张璁→严嵩斗夏言→徐阶斗严嵩→高拱斗徐阶！全是无效的垃圾循环。就连胡宗宪和戚继光抗倭这件事，也是大佬们内斗的重要一环。

大佬们每天都在玩弄权术，想方设法把对方往死里整，有谁真正去关心过底层人的生活。

翻遍明实录，除了弹劾，还是弹劾，毫无新意可言，更找不出几个所谓的社稷之臣。

当他们把明朝咬死之后，李自成顺顺利利打进了京师。

滑稽的一幕是，从首辅到翰林，居然有3000名大明王朝的臣工，穿戴整洁、井然有序地跪成一排，准备“辞旧迎新”，迎接他们的未来新主子。

无论是北都的魏藻德，还是一年后的南都钱谦益，这些代表了当时顶流社会的东林党人，在亡国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与新主子“咸与维新，永结欢心”。

背叛崇祯，投降李自成，好歹是肉烂了在锅里。你们可以说，崇祯不得人心，朱明气数已尽。可后金呢？这可是被你们东林君子整天用“华夷之辨”怒批的建奴。

当弘光灭亡时，这伙上流社会的东林党人还不是强忍着恶心，选择了旱涝保收、永享富贵。

我这里不是替清朝说好话。

后金入关，意义重大！它绝不是一次简单的王朝更迭。更重要的是，它砸碎了一个千古谎言。

原来，儒家培养出的士绅，他们嘴上所说的“仁义道德”，跟敲鱼诵经的和尚口中的“阿弥陀佛”是一个样儿。

全是些“有价无市”虚无缥缈的东西。

讲到后金入关，就不得不提一嘴“剃发易服”。讲到“剃发易服”，就一定绕不过“江阴八十一日”。

历史的真相有点残酷，但还是得讲。“江阴八十一日”爆发前，后金已经与江阴上流谈妥了投降，已经接受了明朝灭亡的现实，接纳了后金来做他们的未来主人。

真正让他们“奋起反抗”的是，多尔衮强硬推行的“剃发令”，而不是“缅怀大明”。

当然，“江阴八十一日”的可歌可泣之处是必须承认的。但是，从剃发令颁布之前的投降，到剃发令颁布之后的拼死抵抗，有多少百姓参与了这个决定。

是官绅代表了数十万江阴百姓作出了投降或反抗的决定，还是投降或反抗的决定是百姓自己的决定？

说实话，我看过不一样版本的史料。孰真孰假，不宜定论。

多尔衮一纸剃发令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无法收拾。不得不把“救火队长”洪承畴弄来了。给洪承畴封了一个“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全权负责平定这波“反清复明”高潮。

洪承畴是怎么做的呢？

无外乎了抓住了南明重臣或乡绅望族的功利弱点，制订了一套劝降话术。

最后，“剃发令”的火就被灭了，后金在江南得到了官绅的广泛支持。

明朝亡不亡，跟他们一点关系没有，他们关心的是作为官绅阶层的利益和“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待遇。

即便是头顶“浙东三黄”“海内三大鸿儒”的黄宗羲又如何？

1653年，距离永历灭亡还有九年。曾经满腔热血“反清复明”的黄宗羲回到故里，办起了“辅导班”，教出了黄百家、万斯同、万言、陈赤衷、陈芝紫、董允瑶、万斯选、董允瑫、董允璘、陈夔、陈锡嘏、李邺嗣、郑梁等七十位学术大咖，当中不乏有侍清为官的。

南明拉锯战打了十八年，最终的结果是，还不是上流读书人替康熙帝在1714年的《溥仁寺碑文》中，写下：

我朝祖功宗德，远服要荒，深仁厚泽，沦及骨髓。

从1644年到1714年，仅仅过了70年，曾经被他们怒批毫无人伦的“建奴贼人”，其圣德已经浸入了每一个大明臣民的骨髓。

当年，读到这一幕，着实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