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增速在降，投向却在换。当总量指标逐渐失去解释力，中国银行业真正的变化，发生在结构里。
核 心 判 断
这是一个总量降速、结构重塑的过程。政策考核、资源倾斜与不良容忍度共同把信贷推向科技、绿色、普惠、养老与数字经济；与此同时，优质企业转而向债券市场融资，普惠与科技领域的风险开始浮出水面。读懂这一轮分化，才能读懂未来几年银行业的竞争逻辑。
房地产＋基建占新增贷款 10%（十年前 60% 以上）｜“五篇大文章”占比 70% 以上｜普惠小微余额 38.52 万亿元｜企业直接融资占社融增量 14%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在《求是》杂志的署名文章中给出了一组注脚式的数据：近 10 年来，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占比由 60% 以上降至 10% 左右，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的新增贷款占比升至 70% 以上。信贷资金投向的转变，意味着金融资源更多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集聚。
这是一场规模罕见的资源再分配。它由政策考核启动，由组织架构承接，由价格与容忍度落地，最终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留下痕迹：传统引擎退场，新引擎尚未完全站稳，而两者之间的缝隙里，风险正在显形。
一、七成新增贷款换了方向这并非一次自然发生的资产轮换。
2024 年 5 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要求银行保险机构把“五篇大文章”纳入机构战略规划和年度重点任务，通过加大信贷资源投入、适当下放信贷审批权限、实施差异化内部资金转移定价（FTP）等措施加大内部资源倾斜。
随后两年，银行的组织架构被自上而下地重构：总行层面设立领导小组或专项推进委员会，成立科技金融中心、绿色金融部、普惠金融事业部；分支机构层面设立科技支行、绿色支行、养老金融特色网点。激励同步落地——有的国有大行对科技金融业务给予几十个 BP 的 FTP 优惠，要求支行行长、对公客户经理每周“陌拜”科技型中小企业；监管则明确提出“适当提高科技型企业贷款不良容忍度”，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 3 个百分点。
政策效果直接体现在增速上。2026 年 6 月末，养老产业贷款同比增长 23.5%，数字经济产业 15.1%，绿色 14.5%，科技 12.6%，普惠小微 7.8%——全部高于全部贷款约 5.1% 的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升至 50.8%，贷款余额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15 个百分点。“贷款难”在中小型科技企业身上的确出现了明显缓解。
表 1 重点领域贷款增速全面跑赢大盘（2026 年 6 月末）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全部贷款”增速为依据“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 15 个百分点”的公开表述倒推的近似值。
资源的另一面是分化。“一笔业务若不属于‘五篇大文章’范畴，可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往往明显减弱。”一位国有大行人士说。即便是一些经营规模较大、业务质量良好的物流企业，因为既不符合绿色金融条件，也不属于科技或战略性新兴产业，银行对其投放积极性也会弱一些——“在考核得分、业务审批权限等方面，会有较大差异。”
二、竞逐科技金融：黄金年代与暗礁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科技金融成了各家银行竞逐的对象。
“对于一些中小科技企业，单笔 1000 万元以下的贷款，既算科技又算普惠，现在只要资质差不多，总有银行会给贷款，而且在利率、期限等方面都大大放宽。”一位国有大行分行人士说。
期限也在被拉长。2025 年，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向安徽德恒工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发放 10 年期固定资产贷款，用于合肥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授信 1 亿元、按实际需求放款 6900 万元。多位受访人士确认，项目贷做到 10 年甚至更长并非个案——传统行业的投资需求没有那么大了，科技企业的项目上线与投资冲动更强，银行“合适的项目”自然更多出现在这里。
热潮之下，隐忧开始浮现。“前两年带有科技‘标签’的贷款投放增长较为迅猛，可能有一些隐患，后续在规模和增速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质量。”一位城商行相关业务负责人说。
风险特征上的差异，是这种担忧的根源。绿色贷款与科技贷款虽同属政策鼓励方向，资产逻辑却相当不同：
表 2 绿色贷款与科技贷款的风险特征比较 表 2 绿色贷款与科技贷款的风险特征比较
认定标准正在被重新校准。据财新了解，央行正牵头研究编制科技企业产业案例汇编，拟对科技企业的认定作出更清晰的解释，并考虑出台“负面清单”，明确一些不属于科技贷款的具体情况。这将成为决定科技贷款质量的关键变量——毕竟，标签给的是额度，资产质量才能给出答案。
三、普惠退潮：冲刺的代价如果说科技金融是当下最热的方向，普惠小微则是过去七八年最“卷”的战场。
2018 年末余额 8 万亿元的普惠小微贷款，到 2026 年二季度末已达 38.52 万亿元，增长近 380%；2019 年至 2023 年，年平均增速高达 25%。
高增长由强考核驱动。在一些国有大行总行对分支行的考核中，普惠金融单项权重超过 10 分（百分制），而其他类别信贷业务一般只有 2 至 3 分。“单项占 10 分以上，相当于一个指标定乾坤。只要这项关键指标拿到高分，就基本锁定了排名位置。”一位大行人士说。个别银行甚至将其做成“一票否决”——普惠完成情况不理想，分支机构便无法参与系统内评优评先。
转折出现在 2026 年 5 月。金融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做好 2026 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取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的考核指标，转向更加注重“提质”。
业内人士的判断相当一致：存量优质客户的需求已被充分挖掘，新增有效信贷需求不足，若继续维持“量增”目标，各类型银行之间的价格“内卷”只会更激烈；而普惠贷款不良率持续攀升，已经敲响风控警钟。
于是分化出现：一些股份制银行开始主动收缩普惠业务规模；国有大行的压力却没有真正解除——财政部作为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仍要从“股东”和“国家战略”的角度衡量国有银行的综合表现，其中包括普惠型小微贷款“两增”（增增速、增户数）、“两控”（控资产质量、控综合成本）的完成情况。2026 年的考核中，普惠贷款增速要求仍在，风险管控指标的权重还提高了。
风险呈现出三种面孔。
其一是“三新不良”——给新客户的新发放贷款当年即形成不良，相当于银行在投放环节被骗了。过去房贷、消费贷这类零售信贷通常不会出现三新，现在连房贷、消费贷都有三新冒头，说明部分借款人的杠杆可能已经到极限。
其二是“拆单”。企业原本在一家银行贷 3000 万元即可满足需求，如今拆分到多家银行、每家 800 万至 1000 万元，且更多使用线上信用贷款产品，单家银行再难掌握企业完整的经营情况与资金流水。
其三是中介“黑灰产”——或为不符合资质的企业伪造材料“包装式骗贷”，或注册空壳企业“养壳”、按时纳税维持流水以骗取经营贷。近两年银行查处员工异常行为时，发现有不少员工涉及与非法中介勾结。
监管的反击也在加码。2026 年 4 月 2 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与金融监管总局稽查局联合召开视频会议，部署新一轮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AB 贷、伪造资料、包装流水、注册空壳公司骗取经营贷被列为重点排查对象。
四、替代：当优质企业不再借钱在银行还在为投向何处发愁时，另一条曲线已经悄然越过贷款。
2026 年 7 月，企（事）业部门人民币贷款减少 1300 亿元，而当月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达 4640 亿元；8 月，企业直接融资 3351 亿元，仍高于当月企业贷款新增的 2600 亿元。前八个月，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占社融增量比重 14%，同比提高 7 个百分点，并已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
便宜，是最大的理由。
2026 年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量 2.71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发近 2100 亿元；新发企业债券平均票面利率 2.1%，AAA 级实体企业 5 年期债券发行利率降至 1.8% 左右，分别较上年低约 40BP 和 60BP。微观案例更直观：大唐国际发电在 2026 年 1 月和 7 月各发行 20 亿元 3 个月期超短期融资券，票面利率仅 1.5% 和 1.39%，全部用于偿还存量银行有息债务与补充运营资金。
银行端的定价约束也在推波助澜。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对贷款利率设有下限，用以防范“高息揽储”和“非理性低价放贷”。这意味着高等级主体难以按自身信用拿到足够便宜的资金——贷款利率最低仍在 2% 以上，而同等级债券发行利率大致落在 1.5%—1.7%。“发债比贷款便宜不少”，具备公开市场融资能力的央国企自然转向债券市场。
合意信贷难寻，银行转向配置债券。中邮证券研报显示，2026 年上半年末，上市银行生息资产同比增长 7.67%，贷款及垫款仅增长 6.61%，而债券投资增长 14.50%，占生息资产比重升至 29.76%。
但这也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央国企债券 1.5%—1.8% 的收益率，对银行的吸引力有限，很难对尚未企稳的净息差形成有效支撑；承销端同样如此，银行参与科创债、绿色债承销的费率已从早年的千分之三降至万分之几，“很难覆盖人力、差旅、合规等成本，这类业务账面往往是不赚钱的，更多是考虑维护客户、带动存款等其他业务的综合收益”。规模在扩、收益在薄，这正是“降速提质”阶段最真实的经营处境。
五、结语：分化的下半场信贷资源的分化，本质上是经济动能转换与融资结构转型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投影。依靠房地产和基建铺规模的时代已经结束，“降速提质”成为新常态：总量意义上，贷款增速中枢下移；结构意义上，“五篇大文章”承接了绝大部分增量资源。
但政策驱动的资源集中是一把双刃剑。科技贷款认定的泛化、普惠贷款的不良暴露与中介“黑灰产”、部分企业资金的闲置与套利，都在提醒监管与银行：结构优化的成色，最终取决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改善，而非投放规模的堆积。
对银行而言，下半场的竞争不再是规模竞赛，而是行业研究、定价能力与风控体系的全面比拼；对政策而言，从“量增”考核转向“提质”导向已经起步，如何在退出规模约束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将决定这场信贷大迁徙的最终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