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被战争带来的荣耀给宠坏了，成了浪漫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待征服的困难，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对妻子也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些人是趁着战时休假匆忙结婚，有些则是与女方经过互相负责、互相关怀的长期通信而结婚，这种关系在当时消除了士兵的孤独，却营造出了虚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对于女人来说，战时如果不定时写“胜利来信”简直是不爱国的行为，信中要表达祝福和鼓励，还有带着爱意的谎言，女人们说着自己在家乡多么坚贞，海那边的爱人也说着如出一辙的假话。战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会让金赛博士，或至少让母亲大惊失色的一面。她们给心爱的男人写信，与不爱的男人做爱，从种种不同的经历和尝试中，她们养成了宽容和理解的品性，进而导致了对下一代的放任纵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们对于战争行为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和容许的社会剧变，暂时替整整一代美国人贪图一时之欢的性冒险和露水情事进行了开脱。战争制造了轰炸机和战列舰，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盟军的动机成为无上的正义，美军空袭敌国城市前，连纽约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都会在飞机上洒圣水；战乱区的外国女人穷得要命，急着拿自己的身体向美国大兵换些罐头食品和香烟；华盛顿政府接近全能，打着国家安全的名义，让媒体成了自己的喉舌，将轰炸广岛说成是神圣的浩劫。要过许多年，媒体才会完全从对政府的轻信中挣脱出来，批判性地分析政府在冷战中的阴谋、对亚洲事务的干涉等。 “二战”结束，美国的征服者地位也迅速完结，但还有几千名来自小城镇和城市出租屋的美国人没来得及调整角色——这些年轻男人不再与历史大事有联系，慢慢地退却到和平时期较为琐碎的问题里，退却到私人的战斗之中。他们将军装束之高阁，以纪念大洋那边甜蜜的诱惑和情书、街上人们的欢呼致敬；然后他们回到教室里，成了超龄的学生，或者重新拾起以前的工作，而战争时期女人把这些工作也做得很好，也许太好了。 对于这些人，这是个需要重新适应军队解散的时期，也是要承受尽快安定、拿房屋贷款、娶妻生子的压力的时期。很多人迅速且积极地进行了自我调整，凭着工具箱和在战后经济中的社会地位，他们突围到城市的近郊和远郊，头一次开始熟悉剪草坪、市郊火车和马提尼酒那令人麻木的愉悦感。但海夫纳这样的人想要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想在退役生活中寻找与市郊火车和凯鲁亚克笔下彷徨道路所不同的道路。海夫纳不想背着过去的包袱前行，他想退回自身，重新开始人生，以自己独一无二的方式活着。 他认为自己过去的人生是个错误。他按规则来，结果输了。他出生在保守家庭，在学校里守规矩，热心参加活动。退伍以后，他两年半就读完了大学，娶了他的校园甜心，有了孩子。做漫画家不成功，便做了一堆普通工作，在纸箱公司、广告公司、百货商场和三家杂志发行商那儿做过事。现在，到了1953年，他只剩下失败的婚姻和一辆破旧的雪佛兰车。 同年龄的人似乎都在平庸的企业里未老先衰，海夫纳却重读了爵士时代的故事，作者是他最喜欢的作家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思索着生命的丰盛、闪亮的物品、与不同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品尝爱情的琼浆。他想要财富、权力和声望，又不想要与这些目标相伴而来的限制。他考虑过无数种商业和爱情的冒险，在夜间散步的时候，看着芝加哥湖边奢华的公寓大楼，看到他那些窗前的女人，他感到体内涨满了青春的乐观热情，从前他在罗克尼影院做暑期工全神贯注看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