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弥留之际的邓稼先联合于敏向中央提出建议，指出全球核弹理论已近极限，未来重点或将不在大型核武器上。他身患重病，仍为国家不落后而谏言。 1986年初春，北京301医院的病房里，62岁的邓稼先面容憔悴，却目光坚定。他身患癌症，疼痛时常袭来，但此刻他顾不上自己的病情，心中惦念的是另一件事。他觉得有些话必须要讲出来——不然他将终生遗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核武器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节点。美国和苏联相继完成了上千次核试验，积累了丰富的核技术经验，并开始在实验室内模拟核试验，而中国的核试验总共才三十多次。技术的差距，资源的差距，令当时的中国核科学家们感到肩上的责任异常沉重。 邓稼先深知美苏两国已达理论极限，他们完全有可能在未来推动国际核试验限制条约，以此封锁其他国家的核武发展。 他知道，一旦这些大国达成协议，中国的核武器事业将会失去宝贵的发展空间。这份担忧让他夜不能寐。 他必须要做点什么。 这年3月，邓稼先在病床上开始写一份关于核武发展方向的建议书。他忍着疼痛，艰难地写下每一个字。由于手腕无力，他只能用铅笔轻轻滑动，每写一句话都要停下来休息片刻，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他知道，这可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封信。 当他放下笔的那一刻，建议书中凝聚着他的殷切希望：中国必须加快核试验进程，尤其是重点突破小型化核武器的技术。 他在信中分析到，美苏的核武器发展已经趋近理论极限，而未来的大国竞争很可能不会再依赖大型核武器的数量，而是掌握更加精准、灵活的小型化武器。 他对中国核武器的未来充满担忧，这份建议书便是他对国家最后的“告别”。 这并不是邓稼先第一次为了国家放下个人安危。回首1958年，当时的中国尚未掌握核武器技术，正处于经济困难的困境中。 苏联撤走了核援助，带走了全部技术资料。面对这样的绝境，邓稼先和他的同事们没有退缩，反而加倍努力，自主攻关，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核武进程。 在大漠戈壁，几乎是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们日夜奋战。邓稼先和同事们查阅所有能找到的参考文献，凭借为数不多的资料自力更生，一次次攻克难关。 为了让计算结果精准无误，他们在一间简陋的帐篷里模拟核试验反应。那时，邓稼先和团队经历过饥饿、沙暴、孤寂，但从未放弃。他们明白，只有核武器才能真正保障国家的独立与安全。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轰动全球。 然而，真正让邓稼先流泪的是后来的一次试验事故。1979年，氢弹试验时发生降落伞故障，未能引爆。 为避免其他人受到核污染，他亲自进入现场，冒着被辐射的风险处理了事故。这一举动令他受到了致命的核辐射，直接影响了他的健康。 在建议书写完的数日后，邓稼先让许鹿希将它迅速送到中央。他对妻子说：“这份建议书比我的生命还重要。”写下这句托付时，他已经预料到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为国家提出建议。 身心交瘁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仍然将国家的未来置于首位。 这份建议书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批准了他的建议，国家决定加快核试验进程，并向小型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也正是这一决定，为中国在世界核武领域争取了更多话语权，打破了核垄断，为国家的国防科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301医院去世。人们对这个名字依然感到陌生，但他的离世让无数人落泪。 8月4日，中央电视台首次报道了邓稼先的追悼会场面，电视画面中哀乐低沉肃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悼念，人们流着泪悼念这位曾隐姓埋名数十年的科学家。 追悼会的规格让国外媒体也为之震撼，外媒称其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一颗巨星就此陨落。 邓稼先的老友杨振宁，闻讯从美国发来吊唁，称赞他是国家的脊梁。人们这才知晓，原来这一生默默无闻的人，是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奠基人之一。 那一刻，人们深切体会到邓稼先的牺牲意味着什么：国家安宁，人民和平。正是他的隐姓埋名，让中国有了强大的核力量，捍卫了国家的安全。 追悼会结束，人们长久凝视着屏幕上邓稼先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眼神坚定，神情温和，仿佛在告诫人们：“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如今，当我们遥望远方的星辰，脚下这片土地的安全、繁荣，皆因一代代科学家如邓稼先般默默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