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医生想要急救开颅，妻子陈希米却决定放弃治疗。她的本意是为了减少史铁生的痛苦，让他有尊严的离开，但但没想到是，临终前的史铁生却比开颅手术更加痛苦。 2010年12月31日，北京的夜冷得刺骨。 史铁生躺在床上，突然觉得脑袋像被撕裂一般，剧痛袭来，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头脑中炸开了,他努力伸手去抓床头的药瓶，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不听使唤。 他挣扎着呼喊了一声，“希米！”声音微弱得几乎淹没在寒冷的空气中。 妻子陈希米立刻惊醒，她开灯的那一刻，看见史铁生已经从额头冒出冷汗，脸色苍白如纸。 她心中一紧，马上冲到他身边握住他的手：“铁生，你怎么了？”史铁生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却只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 陈希米再也不敢耽搁，颤抖着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二十分钟后，救护车的刺耳警笛声划破夜空，急救人员迅速将史铁生抬上担架，陈希米紧跟在后面，攥着他的手，眼里充满恐惧。 一路上，她的脑海中不断闪现丈夫过去的影像——那个坐在轮椅上，用笔书写命运抗争的男人，此刻却像一个脆弱的孩子。 抵达医院后，医生立刻安排了CT扫描，几分钟后诊断结果出来了：突发脑溢血，病情危急，必须立即开颅手术。 主治医生将陈希米拉到一旁，用专业冷静的语气告知她，这种手术的成功率极低，甚至如果手术成功，史铁生也可能永远失去意识，成为植物人，他们需要她签署手术同意书，立刻决定。 陈希米拿着那份文件，双手颤抖着，脑海中却一片空白，她想起了史铁生过去的叮嘱，他总是轻描淡写地说：“我不怕死，我怕的是拖累你，怕失去最后的尊严。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就让我走得干脆一点吧。”这句话像锤子一样砸在她的心上，让她此刻的决定变得无比艰难。 医生催促道：“时间不多了，再拖延下去，他可能连这最后的机会都没有。” 陈希米闭上眼睛，咬紧牙关深吸一口气后，抬起头对医生说：“不手术了。” 她的声音很轻，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决心，医生怔了一下，但还是尊重她的选择，开始为史铁生安排基础的缓解措施，只求尽力减少他的痛苦。 史铁生被推进病房时，已经陷入半昏迷状态，他的身体不停地抽搐，脸上写满了痛苦。 陈希米守在他的病床旁，一刻也不肯离开。她紧握着他的手，轻声对他说：“铁生，你不是怕苦的人，对吧？你一直那么坚强。”她的话仿佛是对他，又像是在安慰自己。 夜渐渐深了，病房外的走廊一片寂静，陈希米一直盯着史铁生，她能感觉到他的生命正一点点从她手中流失，却无能为力。 她只能用手轻轻擦去他额头上的汗，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的手掌，凌晨2点47分，史铁生的呼吸变得微弱，最终缓缓停止。 就在那一刻，他走了，没有留下最后一句话，但他的神情在最后一刻似乎恢复了一丝平静。 史铁生的一生，是一个与命运抗争的传奇。 他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19岁时响应上山下乡运动，去往陕北延安插队。 在那里，他与贫瘠的土地和艰苦的生活相伴，却因为腰腿病不得不返回北京治疗。2 1岁那年，病情恶化导致双腿瘫痪，他的人生被彻底改写。 但命运的残酷并没有击垮他，他用笔代替双腿，开始在文学的世界中寻找出路。 从坐着轮椅的地坛到出版代表作《我与地坛》，他把个人的苦难升华为对生命的深刻思考。 1998年，他再次被命运击中，确诊为尿毒症，每周三次的透析几乎耗尽了他为数不多的体力。 然而，他却在这些病痛的间隙中完成了《务虚笔记》《命若琴弦》等重要作品，用文字一次次与命运交锋。 而他的妻子陈希米，从他们1989年结婚那天起，就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 陈希米1982年从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是一个理性又坚韧的女性，面对丈夫的病痛她从未退缩，尽管她也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 她不仅是史铁生的妻子，更是他的朋友、护士、助手和精神支柱。 史铁生去世后，陈希米根据他的遗愿，决定捐献他的器官。 她希望丈夫的离开不是终点，而是新的开始。 他的眼角膜让两位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他的遗体被用于医学研究，为未来更多的生命带来希望。这是史铁生生命的另一种延续，也是一种他生前未曾设想的意义。 陈希米走出医院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北京的空气中依然带着刺骨的寒意，她站在大门外深吸了一口气，发现自己的手已经冰凉。 她看着远处逐渐亮起的天光，眼中没有悲怆，只有深深的怀念。 她知道，史铁生从未真正离开。 他的文字，他的思想，以及他的坚持，都会像一盏明灯，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