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晚年坦言：败走台湾不怪别人，只恨李宗仁这个叛徒…

1954年3月10日，台北“国民大会”的会场里，空气凝重得像灌了铅。

议程只有一项，却足以搅动整个台湾岛的政治格局——弹劾李宗仁。

台下的“国大代表”们慷慨陈词，将一条条“罪状”抛向大洋彼岸那个卸任的“副总统”，从“弃职离国”到“通美谋私”，言辞间满是挞伐之意。

主席台上，蒋介石一身笔挺的军装，端坐如松。

他全程面无表情，眼神深邃地落在前方，仿佛台下的喧嚣与自己毫无关联，只有偶尔微动的指尖，泄露了他并非全然平静的内心。

五个小时的唇枪舌剑过后，表决结果如期出炉。

罢免！

当主持人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宣布结果时，台下爆发出一阵压抑已久的骚动。

有记者敏锐地按下快门，捕捉到一个极其细微的动作：蒋介石缓缓抬起右手，轻轻整理了一下领口的领章，嘴角几不可察地向上牵了牵。

后来，侍从室的亲信私下透露，那是蒋介石十年来，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露出微笑。

十年，足以让山河变色，让昔日的兄弟反目成仇。

谁能想到，这两个曾对着关公神像叩首结拜、相约共扶“党国”的人，最终会走到这般不死不休的境地。

这份怨仇，不是一朝一夕结下的，它像一颗毒瘤，从1948年那个硝烟弥漫的春天开始生根发芽，最终在大陆失守的混乱中，长成了吞噬彼此信任的参天大树。

很多年后，当年参与副总统选举筹备的国民党老职员回忆起那段往事，仍忍不住唏嘘。

1948年，国民党行宪后第一次选举总统副总统，蒋介石的总统之位毫无悬念，他需要的，只是一个绝对听话、能帮他稳固权力的副手。

孙科，成了他心中唯一的人选。

孙科是孙中山之子，既有身份加持，又向来对蒋介石俯首帖耳，这样的副手，既能堵住悠悠众口，又能让他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

为了让孙科顺利当选，蒋介石可谓煞费苦心。

他先是派宋美龄亲自登门劝说孙科参选，承诺只要当选副总统，仍可兼任立法院院长，即便宪法有规定禁止兼职，他也能出面摆平一切。

见孙科仍有顾虑，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马，一句“我支持你”，彻底打消了孙科的迟疑。

随后，CC系控制的各级党部、黄埔系主导的军政机关，甚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全都被动员起来，为孙科拉票造势。

他们对国大代表威逼利诱，承诺投孙科一票者，要钱有钱、要官有官；若是不肯合作，便会被暗示“前途堪忧”。

深夜里，常有特务敲开代表们的房门，一遍遍重申“总裁之意”，扰得众人怨声载道却敢怒不敢言。

CC系掌控的报纸更是连篇累牍地为孙科造势，同时对其他候选人恶意中伤，其中最无稽的，便是造谣说某省当局为支持李宗仁竞选，曾用数卡车法币为其铺路。

蒋介石本以为，这般周密的布局，孙科当选已是板上钉钉。

可他偏偏忘了，桂系的李宗仁，从来不是甘愿屈居人下的角色。

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在军中深耕多年，尤其是在地方实力派中威望极高，桂系更是手握重兵，足以与黄埔系分庭抗礼。

当他公开宣布参选副总统时，整个国民党内部都炸了锅。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气得把手中的茶杯狠狠摔在地上，对着心腹陈布雷怒骂：“李德邻这是公然挑衅，眼里根本没有我这个总裁！”

可木已成舟，李宗仁的参选已成事实，蒋介石只能加大施压力度，试图逼退这个不速之客。

1948年4月23日，副总统选举正式开始投票。

第一次投票结果出炉，李宗仁以754票领先，孙科559票紧随其后，程潜、于右任等人分列其后，无人达到法定票数，需进行第二轮投票。

第二轮投票中，李宗仁票数增至1163票，孙科也涨到945票，差距虽有缩小，却仍未分出胜负。

此时的蒋介石，已是怒不可遏。

他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每隔几分钟就打电话询问最新票数，脸色随着播报一点点阴沉下来。

桂系的强势，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李宗仁的助选团也察觉到了不对劲，黄绍竑提醒李宗仁：“蒋先生手段狠辣，再这样下去，说不定会闹出血案，我们必须想个对策。”

经过一夜商议，黄绍竑提出“以退为进”的策略——由李宗仁宣布退出竞选，理由是选举背后压力太大，缺乏民主公正。

黄绍竑判断，李宗仁一退，孙科和程潜为表清白，必然会相继退出，届时选举流产，蒋介石为了大局，只能收敛手段，恢复公平竞选，李宗仁再顺势复出，胜算便会大增。

1948年4月25日，李宗仁正式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副总统选举。

消息一出，全国舆论哗然。

支持李宗仁的国大代表，尤其是东北代表们，纷纷怒斥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甚至公开表示，若孙科当选，便是窃取民意，无面目见天下人。

孙科陷入两难境地，为了洗刷嫌疑，只能于次日也宣布退出竞选，程潜紧随其后，国民大会被迫休会，选举陷入停滞。

蒋介石这下彻底慌了。

选举流产不仅会让国民党颜面扫地，更会引发内部更大的分裂。

他无奈之下，只能召来白崇禧，让他去劝说李宗仁恢复竞选，甚至放下身段表示：“你去劝劝德邻，我一定支持他。”

最高当局松了口，底下的特务机构便不敢再肆意妄为，选举氛围终于恢复正常。

4月28日，国民大会恢复投票，4月29日，第四轮投票结束，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孙科的1295票，成功当选副总统。

当电台播报出李宗仁当选的消息时，蒋介石正在官邸内，盛怒之下竟一脚踢翻了收音机，气喘如牛。

他抓起手杖和披风，厉声命令侍从备车，上车后却一言不发，司机见状，只能习惯性地往中山陵方向开——那是蒋介石烦闷时最爱去的地方。

可车子刚驶入陵园道路，蒋介石突然高声喊道：“掉转头，掉转头！”

司机连忙掉头开回官邸，蒋介石下车后，又立刻上车，吩咐再开出去，这般反复数次，侍从们都看出他已近癫狂，生怕他做出极端举动，只能加派车辆随行护卫。

李宗仁当选次日，带着妻子郭德洁前往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拜谢，却在客室里枯坐了三十分钟，蒋介石夫妇才姗姗而出。

两人相见，气氛尴尬到了极点，李宗仁客套地表达了谢意，便匆匆告辞。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从北平行辕主任改任副总统，对我来说，不过是从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了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

他心里清楚，蒋介石绝不会容忍一个不受控制的副手，这场选举的胜利，不过是两人矛盾公开化的开始。

蒋介石的猜忌和防范，来得比任何人想象中都要快。

当选副总统后，李宗仁本想借着这个身份，真正参与到军政决策中，为濒临崩溃的局势出一份力。

可蒋介石却处处给她穿小鞋，不仅剥夺了他参与核心会议的权利，还暗中布局，逐步削弱桂系的兵权。

他将桂系部队调往最危险的前线，又暗中安插黄埔系将领，试图分化瓦解桂系的战斗力。

白崇禧曾多次向李宗仁抱怨：“蒋先生这是要把我们桂系往火坑里推，再这样下去，我们手里的兵权迟早会被他架空。”

李宗仁何尝不知其中利害，可他此时空有副总统的头衔，却无实际权力，只能忍气吞声，暗中积蓄力量。

而让两人矛盾彻底升级的，是外部势力的介入——美国的“换马”之心。

当时，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早已暴露无遗，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濒临崩溃，美国对这个“代理人”早已失望透顶。

他们开始暗中物色新的人选，而手握重兵、形象相对清廉的李宗仁和白崇禧，成了美国人眼中的最佳“备胎”。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这场“换马”计划的关键人物。

他常年驻扎中国，对国共局势有着清晰的判断，其态度直接影响着华盛顿的决策。

在给华盛顿的秘密报告中，司徒雷登直白地写道：“中国需要新的政治领袖，才能挽回当前的颓势。”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蒋介石已经不行了，该换个人来掌控局面了。

这份绝密电报，本应只有华盛顿的高层才能看到。

可蒋介石手下的军统、中统特务机构，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任何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没过多久，这份电报就通过特殊渠道，送到了蒋介石的案头。

蒋介石看完电报后，脸色铁青，将电报死死攥在手里，指节都泛了白。

据侍从回忆，那几天蒋介石整夜整夜无法入睡，书房的灯亮到天明，偶尔传来他压抑的怒骂声。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带来的猜忌，再加上美国人的“换马”信号，彻底击穿了蒋介石的心理防线。

他固执地认为，这是李宗仁和美国人勾结起来，想要联手夺走他的江山。

从此，两人之间的暗斗，彻底摆上了台面，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愈发不可收拾。

1949年1月，三大战役相继结束，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长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落入解放军手中。

军事上的一败涂地，再加上桂系和美国人的双重压力，让蒋介石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党内要求他下野的呼声越来越高，白崇禧更是直接通电全国，逼蒋退位，让李宗仁出面与共产党和谈。

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扛不住了。

1949年1月21日，他正式宣布“下野”，退居幕后，将“代总统”的位子甩给了李宗仁，自己则回到浙江奉化溪口老家，表面上不问政事，实则仍在暗中操控一切。

李宗仁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总统宝座，他兴冲冲地前往南京傅厚岗官邸，准备接手这个偌大的国家机器，推行自己的和谈计划，实现“划江而治”的目标。

可一进总统府，他就彻底傻眼了。

眼前的一切，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政府，而是一个被洗劫一空的空壳子。

中央银行的金库早已被搬空，几百万两黄金、巨额外汇，全都被蒋介石提前运到了台湾和厦门，作为退守台湾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