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于北上前夕，签署过一项命令，减少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插图]1

1924年孙中山于北上前夕，签署过一项命令，减少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插图]1926年7月，中共中央将之纳入《对于广东农民运动决议案》。[插图]同年10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将之纳入《左派政纲》，成为两党一致同意的纲领。[插图]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减租减息斗争掀起。这时，社会尚无明显反对意见。不仅如此，由于湖南等地的农民、农会欢迎北伐军，积极为北伐军带路、担架、侦探，因此，国民党将领对农民运动颇有好感。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各村人民与农会有迎于十里之外者，殊甚可感。农民协会组织尤为发达，将来革命成功，当是湖南为最有成绩。”[插图]关于“耕者有其田”，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在内，理论上都是接受的。1926年8月，蒋介石曾从湖南前线致电在广州的张静江和谭延闿，要他们和鲍罗廷商量，在国民党中央设立土地制度委员会，研拟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插图]分歧主要在于实行时机、办法、手段和对两湖农民以各种方式斗争土豪劣绅，自行插标分田的态度上。自1927年2月起，毛泽东多次为湖南农民运动喊好，称颂农民完成了“四十年乃至数千年来未曾成就过的奇勋”。毛当然也看出了运动中存在“左稚之病”，如：有五十亩地，即为“土豪”，穿长衫，即为“劣绅”，以至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以及农民斗地主的手段“出于法律之外”，当时的乡村已“陷于无政府状态”，等等。但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这一切都是“革命斗争中所必取的手段”，“过分一点也是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怎能不严厉一点”。[插图]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则与毛泽东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们声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无条理暴动”，视为对社会基础的“大破坏”。[插图]武汉国民党中央于1927年5月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指责农民“扰乱破坏公共秩序”，“无异于反革命，应由各地党部随时制裁”。[插图]一个赞誉为“奇勋”，一个愤而要“制裁”，两者的距离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插图] [插图] 1924年11月3日，孙中山视察黄埔军校，并作北上前的临别演说。前排孙中山右侧者为蒋介石。 国共两党在思想、理论、策略上还存在其他种种分歧或相异之点，这里不能一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