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大半夜，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突然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急电，之后“兵变”二字迅速填满他的大脑，这命令是执行还是不执行？犹豫之际，他老婆李志全一声令下，黄“妻管严”毛病复发，立马把电报转给了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
一个月前，老蒋避寿洛阳，张学良前去进言，力主联共抗日，被老蒋训斥一番。同时发现，老蒋正不断笼络他派驻在洛阳的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许诺要为黄晋升军衔。
对此，张抢先一步晋升黄为少将，本是想让黄感恩，谁知却是肉包子打狗，一场空。
黄永安是吉林双城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早期在东北军中担任炮兵第四团的排长和连长职务。后又到北京陆大深造，之后在东北军一路高升，1932年10月担任炮兵第六旅旅长。可见，张学良对黄还是十分赏识的。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给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发去密电，主要指示有三点：
其一，让他控制洛阳机场，不准有一架飞机起飞，并迅速占领军械库、中央银行洛阳分行； 其二，让他与洛阳军分校东北军教导总队队长刘海波协同行动，攻占陆军和空军军事学校； 其三，则是发给五十三军万福麟的，让他配合黄行动，抢占郑州，卡住陇海铁路，阻止中央军西进威胁西安。
黄收到电报后，就意识到西安发生了“兵变”，手持命令犯了难，这命令是叫他跟着“兵变”，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他不得不三思。
首先，他认为大炮对远方之敌有威力，在近战上则无优势，炮兵向来是配合步兵作战，只能在后方作支援，单独行动并不合适，如何用炮兵去封锁银行、抢机场、夺军械呢？
其次，他的炮六旅全旅虽说有炮7团、炮兵12团、炮17团等三个团，但炮七团是中央军，一旦打卢来就是敌人，也就是说，他手下只有两个团的炮兵。
就算加上洛阳分校的东北军学员和教导队，总共人数也就两千余人，而这些学员素质参差不齐，想靠他们拿下洛阳城，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对于黄永安顾虑的问题，张学良就没有考虑过吗？当然有，张认为，在洛阳只有祝绍周一人能代表中央军，而祝兵力有限，犹如光杆司令，更何况，在祝手上有一项大工程，即老蒋并办他的防御日本侵略的黄河国防工事，必须由他秘密督修，他的注意力几乎全在这件事上了。所以，只要黄出其不意，就有实现目标的可能性。
但黄对祝绍周也有顾虑，此次负责修建国防工事的不是普通民工，而是由樊崧甫指挥的中央军主力46军，其麾下有第28师和79师，兵力达数万，樊、祝二人都是来自北伐时26军，就算他用大炮摧毁机场和铁路，之后也必遭46军围歼。
其实，黄永安如此瞻前顾后，说白了就是不想参与兵变，在内心为说服自己找了一百个理由。俗话说，兵贵神速，事在人为，此时他若心向张，必然不顾一切追随，反之，就是这个样子了。
而且黄如此心态，与樊、祝二人有很大关系。樊为人豪放，有江湖侠气，两人同在一所军校上过学，平时常在一起喝酒，酒后谈天说地论国事，情谊颇深。
对祝绍周就更不想翻脸了，祝的夫人刘宦有侠女之气，人漂亮性格豪放，很擅长夫人外交，刘与黄永安的太太李志全正打得火热。
李是资本家之女，北师大毕业，能说会道，对政治颇为痴迷，关键还是国民党成员。她与黄结婚后，便随黄安家洛阳，之后就与刘宦交上了朋友。
由于彼此夫人的关系，祝绍周与黄永安两家之间的交往也变得亲密起来，所以，对祝、樊二人，黄永安并不想与他们为敌，更不想加害他们。
黄永安犹豫不决之际，老婆李志全也起来了，一看他愁眉苦脸的样子，便关心地问：“什么事把你呆成这样？大半夜地不睡觉？” 黄叹口气，说：“我哪能睡不得着，真不知道怎么办了？” 李志全不屑地说：“什么劳什子电报，先扔到一边去！” “说得轻巧，我能扔得下吗？” 李志全听黄如此说，干脆让黄把电报拿给她看下。从原则上来说，如此紧要的军事机密本不应交到老婆手上，但黄是个怕老婆的人，李一说，他马上就奉上了。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与刘宦的交往，导致李对张学良的好感荡然无存。她一看电报，马上火冒三丈，大骂张学良无耻，气急败坏地对黄说：
“张学良这么做，不仅是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怎么能听他的命令，赶紧找祝绍周，把电报转送给他，洗清嫌疑吧。”
果然，在老婆的催促下，天一亮，黄永安就走进了祝绍周的办公室。黄把电报递给祝，祝看后顿时脸色剧变，立即拔枪指向黄，并大骂他们造反。
黄赶忙说：“这是乱命，我怎么能执行呢？”，祝转念一想，如果黄依命而行，他此时早就人头落地了。 “此话当真？”，祝不放心地追问。 “我心向蒋委员长，怎么可能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
祝闻言大喜，说：“君贡献党国，党国决不负君”，之后二人一番密谈，便分头行动。祝在黄离开后，火速打电话向何应钦做了汇报，这一消息这张、杨正式对外公布“西安事变”提早了近十个小时。
黄永安的倒戈使得潼关轻易丢失，张、杨二人的军事压力倍增，局势走向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