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军150师448团被俘人员遣返回国后，团、营、连多名主要干部，被移送成都军区华阳看守所，进行隔离审查。 1979年3月5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对越自卫还击战已达到预期目的，中国边防部队开始全部撤回国内。这标志着对越作战进入第三阶段：清剿残敌、撤军回国。在广西、云南两个作战方向，大部分战区的撤军过程都较为顺利。 然而，在广西方向的高平战区，成都军区50军150师448团却因指挥失误遭遇了严重损失。作为广西方向战役预备队，150师于3月6日进入越南高平省扣屯地区，配属41军作战。3月11日，41军前指调整了150师的任务，要求该部由南向北清剿多个地区。就在这关键时刻，师长刘同声与50军驻150师工作组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 刘师长基于安全考虑，主张部队沿3号A公路返回，认为安全回国就是胜利。但工作组主导者关豁明副军长却坚持部队沿那嘎、郎庄等一线清剿回撤，尽管部队对这一地区的地形、敌情都不了解，既没有准确地图，也没有熟悉情况的向导。 3月12日上午，448团前指率领2营进至那嘎南侧时，遭到越军阻击。部队被敌人火力压制在开阔地带，形势十分不利。虽然448团多次向师报告，提出改变回撤路线的请求，刘师长也决定在黄昏时将2营撤出，但工作组认为敌情并不严重，否定了师长的决定。 最为关键的是，工作组于16时50分，以个人名义越过师长，直接致电448团的两位副师长，下达了＂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严令。这一错误命令使部队失去了摆脱困境的机会，完全陷入险境。更严重的是，关豁明两次阻止150师及时向上级报告真实情况，直到41军追问时才勉强同意发出含糊不清的电报，这导致上级无法及时采取措施接应失散人员。 由于这些致命错误，从3月12日至18日，448团在那嘎及其以北地区遭到越军阻击和伏击，2营、1连、8连蒙受重大损失，最终导致542人失散，其中219人被越军俘虏，同时丢失各种枪支407支，火炮24门及其他装备。 这219名被俘的中国军人在越南期间经历了严峻考验。根据后来的调查资料，他们被分散关押在越南北部多个战俘营中。在被俘期间，他们面临着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压力，但大多数人仍坚守军人尊严，拒绝配合敌方的宣传活动。 中越两国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十分复杂。由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战俘遣返进程一度陷入停滞。经过多轮外交交涉，双方最终达成了分批遣返战俘的协议。 随着中越关系的缓和，被俘人员终于分批次被遣返回国。这些归来的军人首先在边境接待站接受了初步的医疗检查和心理疏导。 回国后不久，令人震惊的是，50军150师448团被俘回国的人员中，团、营、连多名主要干部被移送至成都军区华阳看守所，进行隔离审查。 448团的失利事件很快引起了军委的高度关注。作为整个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最大的一次损失，这一事件不仅影响了军事行动的整体评估，更关系到军队指挥体系的有效性问题。在部队完全撤回国内后，成都军区立即成立了专门调查组，深入分析此次失利的原因。 调查组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对军工作组的决策过程上。通过对作战过程的还原和相关人员的询问，很快就认定关豁明副军长越过正常指挥链条，直接下达＂只准前进，不准后退＂的命令是造成这次失利的关键因素。 同时，关豁明阻止及时向上级报告的行为也被视为严重违反军队指挥规范的行为。 随着被俘人员的陆续回国，成都军区决定在华阳看守所设立专门的审查区域，对448团相关责任人进行隔离审查。与一般的军事调查不同，华阳看守所内部专门划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配备了专业的军事调查人员和记录员。 团长李绍文、政委李兆碧等团级干部是审查的重点对象。调查人员主要关注他们在接到关副军长命令后的应对措施是否得当，是否尽到了指挥官的责任。同时，多名营连主要干部也被带到华阳看守所接受调查。 在审查过程中，被审查的团营连干部对军工作组的错误指挥提出了强烈质疑。他们表示，作为基层指挥官，他们曾多次向上级报告前线的危险情况，建议改变行军路线，但都被关副军长一一否决。 调查发现，面对关副军长的强硬命令，团级干部确实难以抗拒，但在组织撤退、保存有生力量方面仍存在应变不足的问题。 经过数月调查，军区最终对各级干部的责任做出了区分与认定。考虑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军区在对团、营、连干部的处分决定上相对谨慎。与此相反，对军工作组成员的处分则较为严厉，关豁明副军长被撤职，侯培聚副政委受到党内警告，刘忠和副军长被降职调离。 对于那些经历了华阳看守所隔离审查后被认定无重大责任的干部，军队也安排了适当的安置措施，既考虑到他们的切身感受，也兼顾了部队的整体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