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都该死！”1938年，日本人福健一夫加入了抗联，为中国而战。在1942年的一场战斗中，福健一夫消灭了20名日军，但随后他就被杀，尸体被日军当众肢解。
在中国抗战时期，汉奸的存在一直为人所不齿。这些人为了个人私利，置同胞的生死于不顾，与侵华日军狼狈为奸。他们通过出卖情报、协助镇压等手段助长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据统计，抗战期间汉奸人数高达数百万，其中大部分是为了获取金钱或地位，背弃民族大义，成为侵略者的帮凶。这些人的行为不仅直接损害了抗战力量，也使得普通百姓承受了更多的苦难。
与这些汉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抗联中一位特殊的战士。他名叫福健一夫，一名日本籍的英雄。在侵华战争期间，他因目睹日军的暴行而心生厌恶，毅然加入东北抗联，与自己的同胞对抗。他并非为了名利，而是基于内心的正义感选择站在被侵略的中国人民一边。
从1931年东北沦陷开始，东北抗联与日军展开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这支队伍用无数将士的鲜血换来了抗战的胜利。在这场漫长的抗争中，福健一夫同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福健一夫的最大愿望是能够获得中国政府的无罪证明，光明正大地返回日本。他希望以此向日本社会证明，侵略战争是错误的，他的选择是正义的。
在抗战的历史长河中，像福健一夫这样的正义之士，虽然来自侵略国，却用生命捍卫了中国人民的尊严，成为不可遗忘的英雄。
1942年，在中国东北的一个山谷中，一场惨烈的战斗正在进行。枪林弹雨中，一个身着中国军装的日本人奋勇杀敌，他的身影在战场上显得格外醒目。这个人就是福健一夫，一个有着独特经历的抗日战士。然而，这场战斗成为了他人生的终点。在消灭了二十多名日军后，福健一夫壮烈牺牲，尸体被日军当众肢解。
福健一夫的故事要从几年前说起。1938年，他作为日本派遣的铁路工人来到中国东北。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成为了一名监工，要监视那些被强征来修建铁路的中国工人。这里的中国工人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忍受日军的殴打和虐待，稍有不从就可能丧命。
面对这样的景象，善良的福健一夫感到十分痛心。他时常为中国工人打抱不平，极力帮助他们。但这却让他成为了日本人眼中的异类。转机出现在1938年6月。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突袭了铁路工地，将日本人俘虏，同时解救了中国工人。按照杨靖宇的命令，俘虏一律就地正法。但中国工人们却为福健一夫求情，他们告诉杨靖宇，这个日本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大家，是个好人。
杨靖宇听后十分感动，当即做出决定，要让这个有正义感的日本人活下来。就这样，福健一夫侥幸逃过一劫。他没有选择返回日本，而是请求加入抗联，誓要为中国而战。从那时起，福健一夫便脱下日本军装，穿上了八路军的衣服，开始了他传奇的抗日之路。
抗战时期和战后，日本社会中对侵略历史的态度表现出了复杂的分化。一方面，以右翼分子为代表的人群试图为侵略战争辩护，甚至美化其为“解放亚洲”的正义之举；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敢于直面历史、反思侵略的人士，虽然他们的声音较为低调，却不容忽视。
像福健一夫这样反对侵略、支持中国抗战的日本人并非个例。实藤惠秀是一位日本知识分子，他对中国文化怀有深厚的兴趣，并在战争期间通过研究文化交流试图维护中日两国人民的联系。然而，在军国主义高压环境下，他也难以完全超脱。
一方面，他对日本的侵略政策心存不满，曾直斥军国主义摧毁了武士道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在战时也曾参与一些政府强制性的活动，甚至为侵略政策粉饰，这成为他战后深刻反省的源头。战后，实藤惠秀积极推动中日友好，通过归还掠夺的文化财产和协助中国学者研究历史等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的修复做出了贡献。
与实藤惠秀的学术行动不同，冈村宁次的日记则揭示了侵略战争的另一面。这位日本陆军将领虽然在私人记录中表达了对日军军纪的担忧，但实际上，他在战时推行了“三光政策”等残酷的屠杀和压迫策略。这种表面上的“反思”更多是出于巩固占领地的实际需要，而非对战争行为的真正悔悟。他在侵华战争中推行的种种暴行，至今仍是揭示日本侵略罪行的重要证据。
不仅如此，日本社会中的右翼势力至今仍对历史问题态度强硬。他们借助“言论自由”这一盾牌，不仅试图扭曲历史，更在靖国神社等场所高调举行活动，强化“大东亚战争正义论”。然而，多次舆论调查显示，日本社会的多数人认可侵略历史的错误。只是由于右翼势力的强势表现，反思历史的人士更多选择了低调或隐匿。
像电影《蚁之兵队》这样的作品，展现了日本左翼对侵略历史的反思和批判。这部讲述一位侵华老兵寻找历史真相的电影，通过对幸存者的回访和对侵略行为的再现，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在放映中，日本观众的积极参与显示了反思历史的声音依然存在，只是较少被舆论关注。
日本社会在面对历史问题时呈现的沉默螺旋效应，使得右翼声音被误认为主流，但实际上，正视历史的人依然在坚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