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法国巴黎，57岁的张大千携小30岁娇妻徐雯波拜访75岁的毕加索，据说毕加索脾气古怪，原本并没打算见张大千，谁料到，张大千竟然自己找了一位翻译，直接找上门去了..
张大千从小就在画案旁玩耍，对绘画耳濡目染。18岁那年，他因在回家的路上被土匪劫持，不得已在山寨担任了百天的“师爷”，这一经历后来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部分。
1918年，张大千从日本学习染织回到上海，经人引荐拜曾农髯为师学习字画。他的老师为他取学名“爰”，意为猿，这也象征了张大千对猿猴的喜爱。他在创作时常有一只白面猿相伴，外出时更是抱着猿猴，形象独特。张大千的艺术才华全面且多样，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还是鱼虫、走兽，他的作品无一不精。他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与民间艺术融为一体，形成了兼容南北宗画风的独特风格。他的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体现了内刚外柔的艺术风采。
张大千一生的争议之一是他被称为“造假高手”。他模仿历代名家的作品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甚至敢于自揭真相，这种行为让他既饱受非议，也显示了他超凡的技艺。此外，他对敦煌艺术的研究与临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但也因在敦煌长达三年的考察而被指责“破坏古迹”。他一生还有一项重要选择令人议论：1949年后，他既未留在大陆，也未定居台湾，而是选择远赴欧美，并在此后终身未再回到故乡。
1956年对于张大千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他应邀前往法国巴黎参加一场盛大的艺术展览。恰逢当时张大千的创作正处于瓶颈期，他决定借此机会散散心，也想顺道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艺术巨匠——毕加索。
57岁的张大千携小30岁娇妻徐雯波，拜访75岁的毕加索。毕加索的脾气古怪，当毕加索得知张大千要来拜访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但张大千并未就此打退堂鼓。他灵机一动，请出了身边一位年轻貌美的女翻译来从中牵线搭桥。这位女翻译不仅精通多国语言，且极具交际魅力。在她的巧言善辩和出色的沟通能力下，毕加索最终松口答应见上一见这位远道而来的中国画家。女翻译在这场艺术交流中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两位大师真正相见时，原本的隔阂和戒备逐渐消融。他们惊喜地发现，虽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语言，但对艺术的热爱却是相通的。两人相谈甚欢，就绘画技法、创作理念畅所欲言。毕加索很欣赏张大千笔下的意境之美，而张大千也对毕加索的抽象画风大开眼界。
除了切磋艺术，张大千与毕加索还一同体验了异国的美食佳肴，纵情享受巴黎的风土人情。酒足饭饱之际，两人还合影留念。照片中，75岁高龄的毕加索神采奕奕，一提到心爱的绘画，便滔滔不绝。岁月似乎也无法在这位充满激情的艺术长者脸上留下沧桑的痕迹。
张大千对艺术的热爱从小就显露出来，在母亲和二哥的熏陶下，他对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0岁时，他常在城隍庙的书摊上买带图画的书，废寝忘食地临摹。一次，二哥作画时，笔洗意外打翻，墨迹洒在画布上成了“云彩”，这一偶然事件点燃了张大千的想象力，也预示了他未来无限的艺术潜力。
他的成长并不一帆风顺。12岁时，因为家中误会，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决定凭借绘画换取食物。这次短暂的流浪经历让他明白，画画不仅是他的兴趣，也能成为谋生的手段。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家庭的变故和时代的激荡共同塑造了他的性格。他的二哥投身革命，为家族带来风险，母亲劝他安分守己，但张大千显然不是一件可以随意摆布的物品。
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选择出国深造。他并未选择欧洲，而是去了印度，沉迷于阿旃陀石窟的临摹创作。他的艺术生涯在这里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但生活却困窘不堪，靠卖画和讲学勉强维持生计。几年后，他将辛苦临摹的200多幅作品捐献给国家，为敦煌艺术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印度的经历让他更加热衷于探索艺术的本质，随后迁居南美。在巴西圣保罗的一座小山丘，他发现这里与故乡四川相似，便定居下来，建造了中式建筑“八德园”，度过了十七年的隐居生活。
张大千一生交友广泛，与黄君璧的深厚友谊尤为显著。两人相识于1922年，相知超过六十年。无论是合作创作、品鉴古画，还是共同举办展览，他们的关系始终如手足。张大千对朋友仗义疏财，他曾把自己飞往欧洲前的现金几乎全部分给香港的困难朋友，只留下一点路费。在家人与朋友之间，他总是将最好的留给朋友，体现了他对友情的重视。
他热衷于帮助后辈，对朋友的后代也不吝提携。他对谢玉岑之子谢伯子细心指导，抗战期间慷慨解囊，支援谢家度过困境。他虽爱热闹，但在艺术创作上却异常耐得住寂寞。1941年，他赴敦煌临摹壁画，这一计划从原定的四个月延长至三年，耗资巨大，债台高筑。然而，他临摹的276幅壁画为敦煌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出版了《莫高窟记》，为敦煌艺术的传播和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