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赫鲁晓夫儿子被判枪决，他为救儿子竟两次向斯大林下跪，尊严尽失。但最终儿子依旧被枪毙，赫鲁晓夫悲痛欲绝，他下定决心要报复斯大林！
1930年代的苏联处于极端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随着斯大林对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一场自上而下的肃清行动悄然酝酿。1934年，苏共中央启动大规模清洗，矛头直指党内异己与潜在对手。在这一过程中，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角色并不边缘，他以坚定的立场和积极的参与成为清洗机制的直接推动者之一。
在几场具有标志性的政治审判中，赫鲁晓夫不止一次公开支持对昔日布尔什维克革命功臣的处决。针对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与列夫·加米涅夫等“托洛茨基集团”成员，他明确站在斯大林一方，强调无情镇压对国家团结的必要性。这种表态，不仅是对领导意志的忠实执行，也为其个人政治路线的稳固提供了筹码。
赫鲁晓夫并非一开始就站在苏联权力的顶层。他的仕途起点可追溯至乌克兰地方组织。1925年，他在时任乌克兰党委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提拔下，开始在党务系统内担任要职。彼时乌克兰党内派系斗争激烈，赫鲁晓夫凭借组织工作的执行力，在地方党组织中脱颖而出。
1926年底，他被任命为斯大林诺地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及党委副书记。这一职务虽不算最高领导人，却足以掌控干部任免权。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帮助推动上级莫伊谢因科被免职，从而巩固自身地位。
两年后，他再度被卡冈诺维奇提拔，调任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负责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这一岗位是苏共中央在乌克兰的核心职能部门之一，意味着赫鲁晓夫已从地方官员上升为区域性政治力量。在哈尔科夫短暂任职后，他又被调往基辅，接连担任多个关键职位，逐步积累起在党内的影响力。
1953年3月5日，苏联最高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与世长辞，结束了他长达29年的统治。然而，对于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尼基塔·赫鲁晓夫来说，斯大林的去世并非悲伤时刻，反而成为他权力攀升、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转折点。赫鲁晓夫利用这一契机，通过一系列政治举措和阴谋诡计，逐步打击斯大林的亲信，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一个长达四个小时的秘密报告，内容直指斯大林的残暴统治和个人崇拜。这一报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揭开了斯大林时代的黑幕，将斯大林长期营造的＂伟大领袖＂形象一举摧毁。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斯大林＂运动背后，却隐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积怨已久的切肤之恨。这股恨意源自13年前一桩不为人知的家庭悲剧——赫鲁晓夫的长子列昂尼德被苏军最高法庭以＂叛国罪＂处决。而斯大林作为最高领袖，本有能力阻止这一切，却无动于衷地放任惨剧发生。赫鲁晓夫为了拯救儿子，不惜两次向斯大林下跪求情，但换来的只有斯大林的冷酷无情。
这段屈辱而痛苦的经历，深深刺痛了赫鲁晓夫的心。他无法原谅斯大林的残酷，更无法原谅自己作为父亲的无能。儿子的死，成为压垮赫鲁晓夫和斯大林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赫鲁晓夫内心埋下了向斯大林复仇的种子，而这颗种子，最终在斯大林死后的政治漩涡中破土而出。
1941年6月，德国军队突然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大规模进攻苏联西部边境。纳粹军队以“巴巴罗萨计划”为代号，对苏联展开三线进攻，目标包括列宁格勒、莫斯科和乌克兰首府基辅。当时，赫鲁晓夫正担任乌克兰地区的高级党政干部，并在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红军西南方面军的政治委员，权力等同于军队司令，军中命令需经他签署才能生效。
在德军围攻基辅前夕，红军高层内部曾出现撤军与固守的分歧。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在战后回忆录中指出，自己曾提出应果断撤出基辅以保存有生力量，但遭到斯大林否决。而赫鲁晓夫在与斯大林讨论局势时，表达了对基辅守住可能性的认同，这一观点影响了最高统帅部的决策。
实际战况很快恶化。德军在南线迅速突破，包围圈逐步合拢。红军数十个师陷入重围，补给线中断，联络瘫痪。赫鲁晓夫与指挥层在形势已无可挽回时才决定组织突围，但为时已晚。最终，仅约15万苏军官兵成功脱离战场，德方宣布缴获65.5万名战俘，是二战期间苏军最大规模的人员损失之一。
赫鲁晓夫时期的对外政策强调“和平共处”，在冷战紧张局势下寻求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苏联开始主动与欧洲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改善外交关系。这一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欧洲战场的对抗烈度，并扩大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话语权。
然而，赫鲁晓夫的和平策略并未得到美国及其盟国的正面回应。西方集团一方面公开干预亚非拉国家内部事务，遏制民族解放潮流，另一方面在东欧频繁制造动荡。1956年，匈牙利爆发全国性骚乱，西方媒体广泛介入舆论战场，美国则通过无线电台等方式对动乱进行煽动与鼓励。赫鲁晓夫政府出兵镇压，进一步加剧了苏联与西方的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