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当乔冠华跟女儿坦诚说，自己要迎娶章含之的时候。女儿乔松都突然爆发了，喊道：爸爸，我只求你一件事，去把妈妈给我找回来，你把她忘了，我可没忘。 尽管出生在异国他乡，龚澎的童年却常伴革命的故事和家国情怀。父亲会在夜深人静时，向她和兄弟姐妹们讲述那些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 1933年，19岁的龚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龚澎通过广泛阅读进步的书籍和刊物，其思想得到了极大的激荡和洗礼，她对那些关于延安的描述充满了向往和憧憬。她不仅书学渊博，还具有美丽的外表和流利的英语能力，这使她在同学中异常突出。 1935年，北平城内的政治氛围紧张而充满变革的气息。12月，随着“一二九”运动的爆发，龚澎勇敢地站在了抗议队伍的最前线，成为了示威游行的队长。同学们称她为“花木兰”。 1936年，龚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她与在上海的父母作了最后的告别。在离别的那一刻，虽然她没有明确告诉父母自己的目的地，但经历丰富的父亲早已洞悉她的意图。他严肃而深情地对她说：“你要选择的道路，若认为是正确的，就不要回头;若想回头，家门不再向你开放。”含着泪水，龚澎坚定地点头，肩负起了自己的使命。 不久后，龚澎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开始了全新的生活和学习。她进入了革命学校，凭借流利的英语能力，还曾担任毛泽东的翻译。1939年，她随彭德怀前往南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并出色地担任了彭的秘书。在那里还遇到了今后的伴侣，朱德的秘书刘文华。 1940年，彭德怀的鼓励下，龚澎与刘文华在延安举行了一场简朴的婚礼。 结婚后不久，革命的呼唤再次将他们分开。龚澎被选派到重庆，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同时还负责新闻报道。朱德在她离开前提醒她，如果愿意，她可以选择留在延安，但她决定忠于职责，奔赴重庆，而刘文华则留在延安继续他的工作。 1942年，龚澎自己的健康问题尚未解决，便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不久后，她又得知丈夫刘文华因病去世的消息。 当这一消息传到重庆时，鉴于龚澎已经遭受了失去父亲的打击，周恩来决定暂时不告诉她真相。然而，真相终究无法隐藏，龚澎最终还是从周总理那里得知了噩耗。但面对双重打击，决心继续前行，坚守丈夫的遗愿，终身奋斗于革命事业。 1943年，她与乔冠华在重庆的工作中日益接近，两人都是才华横溢的人物，逐渐萌生了深厚的感情。最终，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坠入爱河，并在重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董必武甚至为他们题诗庆祝。 在这段关系中，龚澎不仅找到了爱情的慰藉，也在重庆的国际聚焦下，继续担负起了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革命形势的责任。她以流利的英语和得体的形象，为外国记者们翻译文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龚澎与丈夫乔冠华都跻身成为国家的杰出外交家。在龚澎的细致管理下，家庭生活井井有条，她将家里的事务打理得井然有序，甚至连女儿乔松也常赞母亲的贤惠与能干。 龚澎对乔冠华的支持与尊重表现在各个层面，尤其是在公共场合，她总是谦逊地将聚光灯让给丈夫。乔冠华对此也深感依赖，他经常称赞龚澎是他的主心骨，她的存在使他能更好地承担起外交重任。 然而，1969年，龚澎因长期的过劳和压力患上了高血压并引发脑溢血，这使她不得不接受长期的医疗治疗。即便在医院中，她依旧牵挂着家庭与国家的事务，病榻上她还在处理来访的外宾和文件。 1970年，龚澎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脑动脉血管破裂使她失去了大部分的思维能力。得知龚澎病情的周总理亲自到医院探望，并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团队进行抢救。但即便是这样，周总理在看到昔日精明能干的龚澎如此状况时，不禁悲痛地说：“我看不了龚澎这个样子，我很难过。” 乔冠华每天都在医院守候，满心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1970年9月20日，龚澎因病逝世，享年56岁。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作为对她贡献的特殊纪念。 龚澎的去世给乔冠华留下了深深的悲痛。甚至在通话中对老友表达了自己的寂寞与悲伤，他的家中充斥着酒瓶和落寞的氛围。 1973年，乔冠华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娶了小他22岁的章含之，女儿乔松都突然爆发了，喊道：爸爸，我只求你一件事，去把妈妈给我找回来，你把她忘了，我可没忘。 这段婚姻带来了一些争议和家庭的疏远，但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章含之的陪伴让他的晚年不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