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耿飚走上了外交工作岗位，先后担任多国大使，但也成了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耿飚1909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祖上也阔过，但到他这辈，家底算是败光了。
为了活命，7岁就跟着父母逃荒到湘南，13岁就下矿井当童工，每天在暗无天日的矿井里挣扎求生，这滋味，谁尝谁知道。
但耿飚可不是一般人，从小习武，身体倍儿棒，扛得住压力。
更重要的是，这段矿工生涯让他早早地见识了世道不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也让他接触到了革命思想。
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正入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红军后，耿飚就展现出惊人的军事天赋。
从游击队员到团长，再到师参谋长，耿飚一路升级打怪，在反“围剿”、长征等一系列硬仗中表现出色。
在那些著名的战役中，比如强渡乌江和飞夺娄山关，耿飚都亲身参与了。
抗日战争时期，耿飚担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在敌后战场与日寇斗智斗勇。
在解放战争期间，他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的参谋长，后来又成了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副司令员。
他参与指挥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宁夏战役等多次重要战役，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特别需要人才。
1950年初，周总理一眼看中了耿飚，认为他适合搞外交，于是把他调到外交部工作。
就这样，耿飚脱下军装，换上西装，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派往西方国家的大使——驻瑞典大使，同时兼任驻丹麦和芬兰公使。
从战场到外交场，这跨度，一般人真驾驭不住，但耿飚愣是凭着过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迅速完成了角色转换，成为一位杰出的外交官。
在瑞典，耿飚表现出色，外交上既聪明又大胆，他曾因为工作人员的失误，在给瑞典老国王的吊唁函中漏掉一个字母，差点引发外交事故。
耿飚很快意识到问题，马上道歉并重新提交了吊唁函，顺利解决了这场风波，这件事让他深深体会到外交工作既严谨又重要。
之后，他开始自学英语，不断提高自己的外交技能，瑞典人对耿飚的评价很高，称他为“将军大使”，可见其在外交领域的成就。
耿飚的“敢说真话”可不是说说而已，他是真的敢说，而且说的都是实话，直指问题核心。
1953年，耿飚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提议，以后外交场合不要用毛主席像章作为礼物了。
他发现，苏联和其他国家不送领导人的像章，只送风景画册之类的礼物。
在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人们也不敢佩戴毛主席像章，耿飚提的建议被毛泽东和周恩来采纳了，外交礼品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1956年，耿飚担任驻巴基斯坦大使时，注意到了中巴关系中有一个坎巨提飞地的问题，坎巨提本是中国属地，但后来脱离中国，接受巴基斯坦管辖。
耿飚经过仔细研究后，认为坎巨提已经名不副实，应该归还巴基斯坦，他将这一建议汇报给周恩来，最终得到了中央的认可。
1963年，中巴两国在划分边界时，中国把坎巨提地区划给了巴基斯坦，作为交换，中国得到了克里青河谷。
1969年，耿飚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有求必应”，但效果并不好，反而助长了对方的依赖思想。
耿飚给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如实反映情况，并建议重新考虑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
这封信引起了中央的重视，最终采纳了耿飚的建议，调整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策略。
耿飚的这些直言诤谏，体现了他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精神，他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这是他最令人敬佩的地方。
耿飚戎马半生，战功赫赫，按理说授衔是板上钉钉的事，他因为长期忙于外交工作，错过了两次晋升的机会。
1955年大授衔时，耿飚正在国外担任大使，1988年恢复军衔制时，耿飚已经退休，所以，他成了新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但这并不影响耿飚的威望和功绩，1981年，耿飚出任国防部长，成为共和国的“无冕之王”。
他虽然没有军衔，但他的资历、能力和贡献，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将军，耿飚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